胡蘭成 : 我對於和平運動的信念

胡蘭成 : 我對於和平運動的信念


中日和約簽字頒佈了，在我真是十分感動。回想起艷電發表的那一天，我一個人乘坐纜車上香港山巔，在那裡徘徊了大半天。我不是基督教徒，所以我不能祈禱，只能思索。我思索的是，和平是否合理？能否實現？

我的結論是，打了敗仗只好講和，拿頂壞的來比方，八國聯軍之役訂了辛丑條約，後來還可以有一個中華民國。並且當時我就認定和的關鍵不在日本而在中國本身。日本非和不可，因而條件亦有其一定的程度，可是中國的傳統政權如何始能掙脫第三國的支配勢力，而自主講和，這個問題就十分複雜。

光是中日戰爭不能推翻遠東的均勢現狀，這一事實作成了日本的和平誠意，但也正是這同一事實，作成了重慶政權的拖延。這裡自然要把中國的力量估計進去，中國在遠東的均勢現狀當中的比重，保證了她雖然戰敗而迄未亡國。如何使中國的命運與重慶政權的命運分離，使中國的力量不再成為抗戰的擔保，而成為和平的擔保？這是一個政治運動的中心課題。事情終歸是要這樣做的，我思索的結果，就決定參加。

從那時候起到現在，隨著和平運動的進行，問題是不斷的發生，但這些問題都只是我當初就思索過的問題的展開。這裡，冷靜的理智較之衝動的感情是更重要。現在中日條約是簽字頒佈了，在我可以說是並非突然，因為條約的內容在進行交涉當中大體上我已經知道的，並且參加過一點意見。

可是在剛剛簽字頒佈的那一兩天，我是曾經感覺過悲痛的。中國因為經過這場戰爭，纔訂這樣的條約，我怎能不悲痛？但也正因為經過這場戰爭，還能夠訂這樣的條約，所以是值得慶祝的。這裡我想對條約懷著各種感想的人們來一番解釋，因為這種感想我也有過的。

一種感想是，和約雖然簽訂，但是於實際沒有影響，因為戰爭仍在進行，一切仍在軍事控制之下。其實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的解答是這樣，代表中國的是南京國民政府，不是重慶政權。國民政府與日本政府成立和約，就是中日兩國已由戰爭復歸於和平，重慶政權便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並且中國已經因和約之成立而收復了淪陷區。

眼前日本軍隊雖然還沒有就撤退，但是從今日起，他們是客，我們是主。他們的身份不是征服者。我們的身份不是被征服者。從今日起，他們在中國境內行使權力成為有條件的，即是說他們不能無條件的行使權力，只要環境回復正常，這種條件也就同時消失，他們即須放棄這種權力。這裡主權的觀念就已十分清楚。這就是和約的成就。

我把我的這個意見和朋友討論的時候，有人質問：你的所說收復淪陷區只是一種觀念而已，你拿什? 來保證眼前國民政府與日本軍隊的兩重統治是在向著這樣的一個方向走，即國民政府的統治權力是在從不完整達到完整，而日本軍隊的統治權力則在從強度的控制達到退出中國？你拿什?來保證國民政府從日本軍隊取回的權力，不是恰恰足夠幫助征服者維持被征服地的秩序，到頭只落得做了一場傀儡?

我的答案是這樣。日本不能用軍隊來滅亡中國，一樣的不能用傀儡來滅亡中國。中國是不能滅亡的，這就是保證，保證日本不得不以對等的資格與中國講和。說到這裡，我自己也曾經從反面的疑難加以思索過。

這種反面的疑難就是：假使日本拿不了了之的態度來處理中日事變，今後只是費一番工夫整理戰線，把放棄南寧作為軍事的戰線的整理，而把簽訂合約作為政治的戰線的整理。有如德法關係的現狀，德法是只有停戰協定，連和約都沒有的。就讓這種現狀繼續下去，過渡成為經常，等到日本解決了太平洋戰爭再說。

如果如此，那豈不是和平運動的前途沒有一點把握？我們也承認現階段只是一個過渡，但過渡的意義在於所走向的前途，不在於過渡的本身。如果前途仍然不分明的，那麼和平運動比較抗戰的更高意義又在那裡？

因為抗戰的現狀也不過是在同樣莫明其妙的過渡當中。我對於這種疑難的解答是：日本不可能把中日事變估計得這樣輕鬆。雖說太平洋作戰是動員海軍，與駐在中國的陸軍無關，但一百數十萬日本陸軍駐在中國，就地取給，以戰養戰是不可能的。這從日本國庫的軍費支出可以知道。

日本要在中國以戰養戰，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直接對中國人民貫徹原始的搶劫，但這個階段已經成為過去，即使在物資豐富百倍的法國淪陷區內，德國都不能依靠就地徵發來供應駐軍的費用，卻是沒天要向法國政府拿錢去維持。

但是現在的國民政府是比維希政府窮苦得多，所以日本又不可能向國民政府要錢來維持駐軍的費用。這裡都是事實。因其如此，所以「中國事變」的現狀於日本確是一個很大的負擔，損害日本的全般的戰爭機能的。

日本的南進政策自不至於因此而中止，但要求中日關係儘快的復歸於正常，這在中日兩國卻的確是具有同等的誠意。中日雙方都有這樣的要求與誠意，目前的過渡一定可以向好的一方面走的。

於是有人問道，你所說的一切，都是歸結於全面和平，可是究竟要怎樣纔能達到全面和平呢？要怎樣才能使中國的命運與重慶政權的命運分離，使國民政府成為中國的代表者，使國民政府的前途與中國的前途結合一致呢？

這些問題，我以為是一個革命的問題。就在以後的幾年之內，中國一定會起革命，這有它的以往的原因與將來的原因。以往的原因是打了敗仗，由此而引起的對於傳統的政權的責難，這種責難的對象極明白的是重慶政權，而不是改組還都以後的國民政府。恰恰相反，國民政府改組還都之舉正是這革命的初期的產物。

因為有此一舉，革命的潮流在國民政府與重慶政權之間經過一個徘徊的期間之後，終將聚集於國民政府周圍，而以重慶政權為其鬥爭的對象。至於革命的將來原因，那是帝國主義戰爭。一邊是重慶政權站在英美方面參加世界大戰，一邊是國民政府對世界大戰保持和平的立場，這種十分顯明的對照形勢，必使重慶政權的命運不能逃脫革命的裁判。革命決不是一種空洞的觀念，而是一種行動，一種事實。

以往中日戰爭的結果引致了國民政府的改組還都，今後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則將是重慶反動政權的總清算。因為在參加帝國主義戰爭當中，重慶是最弱的一環，將首先被壓碎，一萬萬美元與萬千萬英鎊的借款任然不能改變這一事實。凡是讀過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與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的歷史的人們，就可以認識這次中日戰爭與國民政府改組還都的政治意義。讀過上次世界大戰中間各國的革命歷史的人們，就可以認識今後中國的政治前途。

說到這裡，有些人又發生另一種疑難，他們說根據中日軍事外交一致的約束，將來豈不是重慶參加英美作戰，而國民政府則參加日本作戰，把一切都弄顛倒嗎？我以為這是幼稚的想法。中日兩國對外誠然是一致，可是事實並不如此單純。講到對外一致，有著各種例子，英法關係是一種，她們是一開始就並肩作戰的。但就德義關係來說，義大利卻是在巴黎陷落之後纔與德國一致行動。德蘇關係與英美關係又是另一種，俄美兩國至今還保持著中立。

德法現在的關係與西班牙對德義的關係，甚至於日德義同盟都不是隨隨便便就參戰。其它如匈牙利這一類國家，以他們那樣密切的對軸心國的關係，卻至今仍然保持著和平的立場。上次大戰段祺瑞政府參加協約國方面對同盟國宣戰，則只是一幕喜劇而已。以今日中國的地位，國民政府拿什?東西去參戰呢？講到對外一致就立刻以為是並肩參戰，這是笨伯。

中國能夠幫助日本的地方是在政治的意義上。中國以其經驗及其正在從事的鬥爭，去聯合東亞民族的解放運動，并保持東亞方面自由通商的口岸，這於日本就有極大的益處。這就是中日兩國的對外一致。所以國民政府必能一貫保持其和平的立場，也只有如此，中國的前途，國民政府的前途，纔能得到保證。

國民政府一定能夠統一中國，中日關係一定能夠復歸於正常，這是我從工作與思索得到的結論。在過渡期間，誠然有許多事情是變態的，就是我個人也常常有不痛快的感覺。但我認為糾正這種變態是中日雙方的責任。

中國人每每有一種錯誤的觀念，一方面把日本人看得頂壞，一方面卻又以責備求全於聖人的態度去責備求全於日本人，所以僅是懷疑，僅是怨望。懷疑是出於驕傲，怨望卻是出於自卑，這次陳公博先生所說的尊重自己尊重別人的態度恰好相反。

這種心理是一定要糾正的。和平運動要有誠意，也要有鬥爭精神。只知道懷疑日本人，是自己先沒有誠意。只知道怨望日本人，是自己沒有鬥爭精神。

有許多事情我們應當和日本方面公開討論的，卻先自存著一種不信任的心理以為也無用，甚至於有些事情我們是應當對日本方面提出抗議，好使日本方面知道了糾正的，卻先自存著一種無可奈何的心理，只在那裏感慨感慨，這只表示自己的沒出息而已。

我盼望大家都能夠這樣想一想，把 汪先生的「 罪己精神」一文多讀幾遍，立誓自己做一個堂堂的中國人，負責任，有定見，向著 汪先生開拓的和平之途邁進。要這樣子，從局部的和平轉致全面的和平，從現實的條約轉致理想的和平，一定可以做到。

（按：此文摘自汪精衛「 和平反共建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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