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twoch, 10. April 2013

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陶傑 - 讀法國大革命
香港蘋果日報   2013年1月7日

中國高層在流傳法國大革命研究,其權威論著,就是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學家 托克維爾


歐洲的現代史,就是由法國大革命誕生的。我在本欄說過,不識法國大革命,無資格論政。現在更要修正:正如沒看通紅樓夢,不太有資格稱為 中國知識份子,同理,不懂法國大革命,無以做一個世界公民。


法國大革命是 說不完的故事,讀不完的教科書,回味不盡的激情劇。讀法國革命史透澈,能知過去未來,可悉人性思想:歷史的大海嘯爆發了,如何自處?本來是好人,為何變成了惡魔,明明是庸人,為何變成了 犧牲品。


法國大革命史尚可與 中國歷史並讀,譬如:三國演義,曹魏篡漢,最後天下卻盡歸司馬懿。法國大革命,最後革命派也分裂而自相殘殺,卻由拿破崙「 冷手執個熱煎堆 」,統合大局,而且在歐洲稱帝。


讀歷史要有這樣的「 平行閱讀 」,才有心得,自己領悟道理,歷史就像工商管理一樣,完全可以應用。不要少看這門學問:在亂世中,學會隔岸觀火,趨吉避凶。


讀別的學科,你可以發財,但歷史學 不是讓你發財的,是在生死關頭,學會保命的。


又譬如,如果你活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東亞戰爭剛結束,共軍進東北,與蘇俄一起劫收日本留下的物資,然後坦克、裝甲、重機槍,共軍一下子就「 現代化 」了。這時毛×東來挑戰中國民國的法統了。


中日八年血戰之後,司馬懿和 拿破崙之類的野心家 要出來「 標尾會 」了。然後會如何?讀通了 法國大革命,你就明白,不可以再押注在蔣介石身上了,而且如果你有工廠 和資本,或沒有錢,但有知識,崇尚品味,千萬不要遲疑,要離開上海,去殖民地的 香港了。


所以讀法國大革命史,最後是不是學保命呢?現在的中國政權研究法國大革命,也一樣想保命。但是他們的角度不同。中國考慮的絕不是貧富懸殊,必須打擊貪污而令社會更公平,而是從國王路易十六吸收教訓:


法國革命的爆發,是因為國王一念之仁,邀請平民開大會,直接對話,推行政治改革。所以,政治改革這個缺口,絕不可以打開,不然,洪水就會衝決堤了。


所以連共產黨 也知道精研歷史,香港特區的「 從政人士 」,無人對這科有認識。他們把中國歷史科砍掉,以為憑 MBA、律師、測量會計,就可以管理香港,與中國打交道。


讀法國大革命,不必要啊,能賺到幾多錢呢?所以,香港是死路一條,香港之垮亡,在中國之先。此一道理,法國革命史也說明了。



1789, 1815, 1848, 1870, 1905, 1911, 1917, 1937, 1949, 1967, 1989, 1997, 2012, 2017, 2030, 2047,  . . . 

Kommentare:

Anonym hat gesagt…

陶傑 : 在歷史和地理的廊柱間沉思
http://admiretaokit.blogspot.hk/2005/08/blog-post_3665.html



陶傑 : 從政的人,必熟讀法國大革命史


當編劇家,先要讀《聖經》;了解中國清代至民國三十八年之前的精緻,要讀《紅樓夢》,讀物理學,要先學牛頓三大引力定律,不是什麼高深學問,只是基礎。


同理,想「從政」,熟知法國大革命史,就是基礎,而不是憑一冊 Tipping Point,就以為中環無敵。


法國大革命史,是政治學的一部入門天書。理想如何變成狂熱,狂熱又如何轉化為仇恨,人性在一場集體瘋狂之中如何自處,雖然是二百多年前的往事,但愛和恨、高貴與貪婪,如同金庸說的,人性的情操,不以時代背景和故事為局限,千秋不變。


從政的人,必熟讀法國大革命史,二百年來,在歐美國家,已經是 ABC。法國革命有很多卓越的人物:羅伯斯庇爾、羅蘭夫人、丹東,都是優秀的知識份子。


他們在革命中的演說文稿、命運,法國大革命是一齣全無冷場的奇情巨獻,令人畢生着迷。


讀法國大革命,情節之起宕,令人激越;命運之殘酷,令人哀傷,暴力之激狂,令人驚怖;那麼多優秀的物種在鮮血的洪流中殉難,又令人惋惜─因為這是法國,現代文明的源頭之一,法國人是天生優越的,竟然也發生這樣的悲劇。


讀正史之後,還要看英國史學家的評註,例如卡萊爾的《法國大革命史》。英國人喜歡點燃煙斗,一海之隔,冷靜而安全地觀賞一個宿敵民族的沉淪,彈冠相慶:這種事,幸好從來沒有在這裏發生過。


身為世界公民,二十一世紀,讀法國革命史,更有通盤的澈悟─畢竟是法國人,學我者死,俄國人,還有亞洲的小農落後國家如柬埔寨之流,也自稱受法國革命的「啟發」


─ 但蘇聯的列寧、史達林、托洛斯基、赤柬的波布、英薩利、邱山蓬,出於他們的基因,雖然學到了比法國革命殘酷百倍的暴民專政,但畢竟永遠不能成為羅伯斯庇爾 和丹東。


人家的理想,就是你的垃圾,優秀民族的歷史,終究是模仿跟隨不來的。讀完法國革命史,要佐以達爾文的進化論,就像吃完涮羊肉,來一碗酸梅湯。


source :

陶傑 : 從政的天書
http://hk.apple.nextmedia.com/supplement/columnist/%E9%99%B6%E5%82%91/art/20091229/13570822


Anonym hat gesagt…

陶傑: 革命和人性


法國大革命後期,革命的雅各賓派分裂,一時出了兩個領袖,一個是丹東,一個是羅伯斯庇爾。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都有辯才。兩人都是激進派,主張推翻皇室,把國王送上斷頭台。而且清剿貴族階級,切實的「還政於民」。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本來是親密的盟友,後來卻發生了分歧:丹東不想無休止地濫殺,主張「革命」和「專政」應適可而止,除了革命,新成立的法蘭西共和還需要經濟。但羅伯斯庇爾不同意,他認為革命如不徹底,皇權遲早復辟,加上歐洲的皇室大軍壓境,因為對「外國勢力」的恐懼,羅伯斯庇爾轉而在國內清剿「反革命」而洩憤:貴族殺光了,殺溫和的知識份子,殺在街頭異議政事的平民,最後,革命的丹東也被打成保皇黨的同路人,判處死刑。


丹東喜歡喝酒、玩女人,私生活一塌糊塗,羅伯斯庇爾則單身獨居,沒有嗜好,一天到晚思考他的革命道理。丹東的放蕩,羅伯斯庇爾的清教徒,完全不一樣,最後,丹東的淫亂和酗酒都成為罪名。


一七九三年四月,丹東的囚車路經羅伯斯庇爾的公寓,丹東抬頭,看見昔日的好友,窗戶緊閉,丹東大喊:「我的今天,也就是你的明天!」 果然,羅伯斯庇爾濫捕狂殺,人人自危,三個月後,議會政變,趁羅伯斯庇爾演講時派兵把他擒下。


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反目成仇,一半為了權力,另一半是性格的衝突,奮鬥時可以共患難,但奪得政權之後就不一樣了,人是會變的,革命的史詩,會變成仇恨的詛咒,英雄變成魔鬼,理想化為惡夢,古往今來,人性遵循愚昧和虛妄的軌道。


有人說,丹東比羅伯斯庇爾好一點,因為他愛紅酒和女人,比起乾澀蒼白的羅伯斯庇爾多一點點人性,但隋煬帝何嘗不沉緬酒色?尼祿也一樣,卻同時嗜殺。在一個亂世,鑑古而知今,一切都似曾相見。


陶傑: 革命和人性

Anonym hat gesagt…

陶傑: :史學是一種預言


坊間有紀念「辛×革命」百周年活動,諸種「論述」,因為政治所限,不准提這樣,也不方便講那樁,譬如「辛×革命」最重要的圖騰─青天白×旗,就是一大禁忌,因此,這種「紀念」,以國際水準觀之,皆不入流。


  西方對法國大革命,二百年來反省沉思不斷,最重要的一位論者,就是人所眾知的史學家托克維爾( Tocqueville)。


  托克維爾論法國革命史時,離史實最近。他是十九世紀初的人。恐怖時代的血跡未乾,革命時代的推勒里王宮( Les Tuileries)和登堡監獄( Le Temple)皆未拆除,訪舊有遺址,許多人魔爪餘生,有第一手資料,靈感特別鮮活。


  紀念一場大革命,不止是回憶過去,搜集史料,托克維爾的偉大之處,還是一位預言家。他看到革命產生民粹,民粹孕育暴政,然後暴政又輪迴獨裁,托克維爾警告,如此悲劇,因人性的陰暗和弱點,如果不約制,必定重演。


  一八三一年,托克維爾橫渡大西洋,訪問美國,原是要研究北美洲獨立後的監獄制度,哪知新生的美利堅令他眼界大開,從俄亥俄州,托克維爾乘了一艘蒸汽船漂浮密西西比河,一路到了新奧爾良州的孟菲斯鎮(也就是後來貓王的故鄉),回國後寫成「論美國民主」一書。


  托克維爾發現,一個民主剛萌芽不久的美國,正在尋找自己的身份。美國的民主建基於財富,托克維爾看見黑奴,美國社會有很強的階級意識,托克維爾甚為驚訝。他認為民主必須由社會契約來約束,蓄養黑奴如果也是一種契約,美國的民主就有點危險。


  果然,南北戰爭爆發了,然後是六十年代黑人的民權運動。托克維爾不止是史學家,在英語世界,他被尊為「永恒的預言家」( A Prophet for All Seasons)。讀過托克維爾,即如登過泰山,看見紀念什麼革命百周年遍地的飲食和展覽、剪綵,就令人有點遺憾。


  在遠東,革命的論述尚未入門,令人失笑,跟他們的品味一樣的粗糙。

Anonym hat gesagt…

陶傑 – 大智慧


世界上所有的民變和革命,本來都可以避免。終於發生了,是因為當權者的延誤。


法國大革命本來不必發生的,如果那年六月國王召開的「三級會議」,國王願意勸說貴族加一點稅。如果貴族階級肯多負擔點稅收,也不會有後來的革命。


不肯自動加稅,也不要緊,只要國王肯應代表的要求,兩千多名代表,一人一票,而不是沿用二百年前的舊制:貴族、教士、平民,一個階級一票。


如果國王讓了步,不會有後來的斷頭台。但是不,國王阻撓改革,不是他故意與平民作對,而是他認為拖得一天是一天,法國的平民會像過去二百年一樣,默默忍下去。


有人以為,法國大革命的原因是國王路易十六想政治改革。不對。國王根本不想改革。到進攻巴士的監獄、暴民佔領梵爾賽宮、把國王夫婦押回巴黎之後,路易十六才開始同意改革。這時他才想到英國的君主立憲,把實權讓出來,但一切已經太遲。


革命和戰爭一樣,一旦決堤,洪水奔流滔天,再強橫的政治家,都難以駕馭。邱吉爾說,到了這個地步,多英明的領袖,都只能淪為「歷史事件的奴隸」(Slaves of Events)。


英國人研究法國大革命二百年,對於一海之隔兩世紀前這場惡夢,一直自惕自省。英國的皇室以路易皇朝為鑑,經濟衰退、民間貧窮時,皇室主動自減俸祿;納粹轟炸時,皇室沒有逃亡,還留在皇宮,巡視瓦礫災場,與國民共生死。


太平時世,英國的皇室和首相,都不會圈地謀私利,把國家資產轉移瑞士銀行戶口。英國皇室主動先放權,在危機來臨之前,而且不介意八卦醜聞曝光。


「王子復仇記」主角哈姆萊特的悲劇,就是因為「延誤時機」(Procrastination)。對於懶人,拖延能帶來做人平庸的快感。二百年來,世界文明由英語國家來領導,除了他們的創意,還有洞悉人性透視歷史的觀察力。


如此智慧,魅力無限,吸引你爭取他的綠卡、把孩子塞進他的寄宿學校,因為有許多事理常識,他知道,而你世代浪費光陰,永遠沒有能力明白。


陶傑
2013-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