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日成開展的黨內鬥爭

金日成開展的黨內鬥爭


【多維歷史】4月15日是朝鮮已故領袖金日成冥壽。1945—1969年期間，圍繞著確立、鞏固金日成的領袖地位、樹立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為唯一指導思想，重建後的朝鮮共產黨經曆了數次黨內鬥爭。


朝鮮勞動黨的前身朝鮮共產黨誕生於1925年4月17日。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殘酷鎮壓，加上黨內派別鬥爭不斷，致使黨組織受到嚴重破壞，無法繼續展開活動。1929年6月，朝鮮共產黨被共產國際解散。


朝鮮共產黨解散後，分散在日本、中國和蘇聯等地的朝鮮共產黨黨員，根據共產國際關於“一國一党”的原則，大多朝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加入了僑居國的共產黨，在參加僑居國革命的同時，繼續從事反日複國活動。少數原朝共黨員仍然留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從事反日複國鬥爭。


二戰結束、朝鮮光復後，1945年9月8日，以朝共元老朴憲永為核心的朝鮮共產主義者重建了朝鮮共產党，樸憲永被推選為黨中央責任書記。


1945年9月19日，具有中共黨籍（1931年起）、蘇聯軍籍（1942年起）的金日成從蘇聯回到朝鮮。12月，在駐北朝鮮的蘇聯軍事占領當局的指導和扶持下，金日成出任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責任書記。


1946年4—6月期間，朝鮮共產黨分立為兩個共產主義政黨——南方的朝鮮共產黨和北方的由北朝鮮分局更名的北朝鮮共產黨。當年8—11月期間，兩個共產黨再分別演變為北、南兩個勞動黨。朝鮮戰爭爆發前，在蘇聯的撮合下，1949年6月兩個勞動黨又合併為一個統一的朝鮮勞動黨。


從朝鮮共產黨演變為朝鮮勞動党的過程，是金日成與樸憲永爭奪領袖地位進行較量的過程；同時，也穿插了金日成為首的抗聯派與黨內其它政治派別的較量。


在朝鮮戰爭期間和戰爭結束後，圍繞著追究戰爭初期朝鮮方面失利的責任，樹立金日成的主體思想，鞏固金日成的領袖地位，確立金正日接班等問題，金日成與党內以樸憲永為首的國內派、以金枓奉為首的延安派、以許嘉誼為首的蘇聯派等政治對手繼續進行較量，並且獲得了勝利。1960年代後期，金日成又清洗了抗聯派內部以朴金喆為首的甲山派和以金昌鳳為代表的軍內反對派，為樹立自己的主體思想，為金正日接班掃清了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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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黨內的不同派別


由於朝鮮勞動黨是由許多不同派別的共產主義者和民主主義政黨合併組建而成，因此在其建黨之初存在許多派別。


1. 國內派：這一派以日本占領時期在朝鮮國內秘密堅持地下活動的原朝鮮共產黨員為主，首領是樸憲永。朝共解散後至1945年八一五朝鮮解放，他們留在朝鮮國內堅持地下革命工作。國內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朴憲永、李承燁、玄俊赫、吳琪燮、朱寧河、鄭達鉉、金鎔範等。

朝鮮解放後，國內派在朝鮮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活動。1945年8月20日樸憲永率先在漢城（首爾）成立了朝鮮共產黨籌建委員會，樸憲永為委員長。同年9月8日又成立了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樸憲永被推舉為責任書記（總書記）。在此前後，國內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玄俊赫、金鎔範、張時雨等於1945年8月組建朝鮮共產党平安南道委員會，玄俊赫為書記（9月玄俊赫在平壤被暗殺，張時雨繼任平安南道黨委會委員長）。國內派還在北方的鹹興、元山、清津、新義州、海州等地建立了黨的地方組織。


2. 蘇聯派：這一派以在蘇聯出生和取得蘇聯國籍（ 蘇共黨籍、蘇聯軍籍 ）的朝鮮人為主，首領是許嘉誼 （俄文名：亞曆山大．伊萬諾維奇．許嘉誼 ）。朝鮮解放後，他們陸續被蘇聯當局派往朝鮮工作。蘇聯派的代表人物有許嘉誼、樸昌玉、樸永彬、樸義琓、南日、金烈、方學世。其中包括：直接參加對日作戰回國的蘇軍軍官鄭律、崔宗學、崔興國、鄭學俊、崔表德；作為蘇聯諜報員在朝鮮國內迎接解放的金元吉、樸昌玉、李學龍、韓日武、俞成勳、金燦；作為蘇聯駐軍政治部民政部要員的吳基燦、李奉吉、趙基天、田東赫、林河、金元鳳、金世一、金成和、樸基鎬等人。


蘇聯派還包括：1945年11月後從莫斯科回到平壤的李春白、樸永彬、樸泰燮、許學哲、千律、千義琓、朴吉龍、朴椿、金丹、嚴成烈、韓成泉、樸泰俊、許嘉誼、樸義琓、南日、金宰旭、金承化、奇石福、金燦、金烈、方學世、李輝俊、金永洙、朴英、李東建、許彬、許益、金澤泳、金東哲、金學仁、鄭國祿、金哲友、千治億、俞道騰、金永三、樸昌植、高熙萬、李春百、樸德煥、安東哲、朴一、金基石一行，以及後來於1947、1948年期間回到平壤的李文日、南昌燮、樸炳律、金海瓊、金光、池容洙等。還有單獨被增派回平壤的人員。


截至至1949年1月1日，當時蘇聯籍朝鮮族人幹部約427人。這些人不僅被安排到黨政機構、軍事機關，而且也被安排到新聞、通信、廣播、出版等思想宣傳部門中。


3. 延安派：這一派以抗戰時期參加過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  八路軍、新四軍或後來的解放軍）、1945年至1950年回國的朝鮮人為主，首領是金枓奉 （金白淵）。其代表人物包括：金抖奉、武亭、崔昌益、朴一禹、樸孝三、韓斌、徐輝、尹公欽、金昌滿、李相朝等。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關內敵後抗日根據地活動的朝鮮籍中共黨員和朝鮮革命者，於1942年8月在華北建立了朝鮮獨立同盟和朝鮮義勇軍，金枓奉任朝鮮獨立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武亭任朝鮮義勇軍總司令。朝鮮義勇軍與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和華中並肩作戰。


日本投降後，奉八路軍總部的命令，1945年11月初，朝鮮義勇軍由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 政委 ）率領到達沈陽，並准備進兵朝鮮。但是，當時占領朝鮮的蘇聯駐軍只同意金抖奉、武亭、崔昌益等少數朝鮮獨立同盟領導成員和主要骨幹79人以個人名義從中國返回朝鮮。而他們率領的朝鮮義勇軍7000餘人卻未被獲准返國（  經過一番周折，1946年  3月，這些滯留在中國東北的朝鮮義勇軍部隊的三分之一共2000人，獲准由朝鮮義勇軍副司令朴一禹、樸孝三率領回到朝鮮。

其餘未能回國的朝鮮義勇軍則被編入東北民主聯軍地方武裝，投身中國東北地區的國共內戰，後來發展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6、第164、第166師以及第38、第40、第47軍和炮兵縱隊、鐵道縱隊、工兵、後勤等部隊的一部分（第164、第166、第156師先後於1949—1950年間回到朝鮮，編入朝鮮人民軍序列）

回國後，1946年2月16日朝鮮獨立同盟改組為朝鮮新民黨，選舉金抖奉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崔昌益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副委員長。


4. 抗聯派（或遊擊隊派、滿洲派）：1932—1945年期間在蘇聯、滿洲（中國東北）邊境和朝鮮北部地區從事抗日遊擊戰爭的一批具有蘇軍軍籍、中共黨籍的原屬東北抗日聯軍（後為蘇軍第88旅）中的朝鮮人。其首領是金日成。


抗聯派的代表人物包括：金日成、崔庸健、金策、安吉、金一、徐哲、朴成哲、吳振宇等，他們當時是蘇軍第88旅（即抗聯教導旅）的軍官。


朝鮮解放後，蘇聯當局出於在蘇軍占領區進行建黨、建政、建軍的需要，安排金日成率蘇軍88旅第一營（朝鮮營）部分官兵回國，從海參崴乘蘇聯軍艦於1945年9月19日回到朝鮮元山。當月21日，金日成被任命為蘇軍平壤衛戍副司令。


雖然勢力最為弱小，但因與蘇聯軍事當局熟悉、首先得到朝鮮蘇聯占領區軍事當局的支持而佔有政治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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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共產黨的分立到兩個勞動党的成立


抗聯派和蘇聯派回國後，在蘇聯軍事當局的指導、參與和支持下，經國內派中央的同意，1945年10月10日—13日，在平壤舉行了朝鮮共產黨西北部五道（省）的負責人和積極分子會議，大會向漢城的朝鮮共產黨中央發送了“推選朴憲永同志為領袖”的電文；通過了《關於加強政治路線及加強組織的決議》；對當時黨內外反樸憲永的活動、言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並指出其錯誤所在；表示“大會宣誓忠實地服從中央的領導


大會決議指出，鑒於北方的特殊性，為加強布爾什維克活動的靈活性和擴大布爾什維克運動，決定北部朝鮮各黨部聯合成立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於10月13日在平壤設立，金鎔范任責任書記，武亭、吳琪燮任第二書記。10月23日，漢城的朝鮮共產黨中央承認了北朝鮮分局的成立。

儘管北朝鮮分局名義上接受漢城朝鮮共產黨中央領導，實際上為蘇聯軍事占領當局及其代理人金日成所控制。

12月17日－18日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金日成提出把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改為北朝鮮共產黨的議題。但是，以吳琪燮為代表的國內派堅決反這項議題。


吳琪燮認為，“三八線”不是國界線，雖然“三八線”能將朝鮮分為南北兩部分，但是共產黨不能存在兩個。主持會議的國內派鄭達憲更是斷然否定了所謂把北朝鮮分局更改為北朝鮮共產黨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不需經過討論直接通過的要求，並認為這一要求是非法的。鑒於意見分歧大，因此，與會的蘇聯軍事當局代表決定將分局更名的提議暫時保留，沒有付諸表決。

但是，由於與會的蘇聯派支持抗聯派的提議，這次會議給國內派扣上“地方主義者”、“家族主義分子”的帽子。鄭達憲受到黨內嚴重政治警告處分，並將其調離咸鏡南道黨委責任書記的崗位，改任平安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會議改選金日成為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執行委員會責任書記。


因為更改黨名稱的提議符合蘇聯軍事當局直接指導與控制蘇占區共產黨組織的意圖，因此，延至1946年6月，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最終改稱北朝鮮共產黨。北朝鮮黨組織的更名意味著從此時起，北朝鮮共產黨脫離朝鮮共產黨的領導，抗聯派在蘇聯軍事占領當局的支持下，已將統一的朝鮮共產黨，分立為 “北朝鮮共產黨” 和“朝鮮共產黨”。也意味著從此時起，樸憲永和金日成的上下級的關係，變成了平起平坐的對等關係。抗聯派的地位開始上升，國內派的地位開始下降。


1946年7月，北朝鮮共產黨與朝鮮新民黨合併為北朝鮮勞動黨。1946年8月28日—30日，在平壤召開北朝鮮勞動党第一次代表大會。8月31日舉行的北朝鮮勞動黨一屆一中全會選舉延安派的金抖奉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抗聯派的金日成、國內派的朱寧河為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容範當選為中央檢閱委員會委員長。在第一屆朝鮮勞動黨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內，蘇聯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國內派有2人，抗聯派（遊擊隊派）有2人，從這一比例可以看出當時各派的力量對比。


北朝鮮勞動党的成立，意味著朝鮮半島共產黨人的領導中心已經從樸憲永為中心的朝鮮共產黨轉移到以金日成為中心的北朝鮮勞動黨。北朝鮮勞動党的成立，還意味著，金日成為代表的朝鮮北方外來的共產黨人的實力大大增強，由於抗聯派、蘇聯派、延安派實現了暫時的聯合，國內派在北方只能充當配角。致使樸憲永為首的朝鮮共產黨失去了對北朝鮮共產黨的指導權。

面對當時蘇聯、美國分別占領朝鮮北方、南方的政治現狀，面對蘇聯當局支持北朝鮮勞動黨的現狀，出於無奈的樸憲永在訪問平壤後於1946年11月23日，將南朝鮮的朝鮮共產黨、朝鮮人民黨（1945年11月12日成立）與南朝鮮新民黨（1946年7月14日成立）合併為南朝鮮勞動黨，許憲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樸憲永、李基錫（均系國內派）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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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方國內派代表人物的批判


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前後，國內派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吳琪燮多次受到抗聯派、蘇聯派在黨的會議上的批判，吳琪燮被攻擊為“民族主義分子”、“托洛茨基主義左傾分子”。


1946年4月16日舉行的朝共北朝鮮分局執委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上，吳琪爕被蘇聯派扣上“反蘇分子”的帽子，受到降職處分，由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第二書記調任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宣傳部長。但是，吳琪燮並沒有因此而拋棄自己的政治信念，更沒有向金日成俯首稱臣。他利用自己掌握的宣傳陣地宣傳自己為有識有能之士，反擊抗聯派和蘇聯派對他的攻擊。面對吳琪燮的宣傳攻勢，金日成與蘇聯軍事占領當局感到壓力倍增。


1946年6月，北朝鮮共產黨與朝鮮新民黨合併前夕，金日成為在黨內樹立自己的政治地位，顯示自己重用人才的胸懷，重新啟用吳琪爕，稱其為北朝鮮勞動黨創始人之一，將其選進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大會的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並任命其為勞動部部長。


但是在1946年9月舉行的北朝鮮勞動黨一屆二中全會上，吳琪燮和鄭達鉉卻再度遭到党內蘇聯派樸昌玉、金烈等人的批判。稱“鄭達鉉、吳琪燮同志打著支持中央的旗號，否定北朝鮮分局的領導。在蘇聯軍隊進駐的有利形勢下，獨立的北朝鮮為什麼不能領導南朝鮮呢？”這次全會對在朝鮮北方工作卻又支持在漢城的朝鮮共產黨中央的國內派都進行了批判。


接著，同年11月28日召開的北朝鮮勞動黨一屆三中全會的議題之一又是討論吳琪爕的左、右傾錯誤。在由延安派金枓奉主持的這次中央全會上，由國內派的朱寧河在大會上發言批判吳琪爕刊登在《勞動新聞》的文章，認為吳琪燮的文章將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組合論運用於社會主義，宣稱這絕對是故意煽動民心。

吳琪爕為自己辯解，聲稱他完全是遵照馬克思、列寧的理論寫的文章。聲稱如果某些人說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托洛茨基分子，如果他們非要污蔑自己的話，將奉陪到底，進行還擊。當延安派的朴一禹緊急提議討論論文時，金日成連發言權也沒有申請就直接上臺宣佈沒有審查的必要，說吳琪爕是反黨分子，是自由主義者，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毒瘤分子。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論，這次中央全會宣佈這項議題另外討論而告閉會。


對吳琪燮的批判一直延續到1948年3月27日至30日召開的北朝鮮勞動党第二次代表大會。金日成在大會上強調要繼續有力地開展反宗派鬥爭，加強黨的統一和團結；大會選舉了由67人組成的黨中央委員會。在3月31日舉行的黨的二屆一中全會上金枓奉繼續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金日成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全會選出由7人組成的政治委員會委員；選出了檢閱委員會和各部門負責人。



雖然在這次黨代會上，吳琪燮和朱寧河都再度當選為黨中央委員。但是，這次大會也成為他們政治生涯開始走向沒落的轉折點。

朝黨的二大後，作為朴憲永在朝鮮北方根基的以吳琪爕為核心的國內派基本陷於瓦解。國內派的李周淵、張時雨等人為避免惹禍上身，開始與吳琪燮保持距離，並對金日成大獻殷勤。


考慮到吳琪燮是國內派在北方的頭面人物又是北朝鮮勞動黨的創始人之一，金日成在公開的場合，仍然經常稱吳琪燮為“有才識的共產主義戰鬥勇士”，並對其繼續加以任用。直至1956年4月，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還仍然安排選舉吳琪燮為中央委員，同年5月，又任命其為內閣糧政買賣相（糧食采購銷售部部長）。直至後來因為吳琪爕對遭到肅清的延安派持有同情態度，才被解除黨中央委員和糧政買賣相的職務。

1958年4月吳琪燮被降為平安南道中和郡生產合作協會副委員長，其後，從政壇上消失。


朱寧河被批判為“以國內派領袖自居”，犯了“宗派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錯誤。1948年8月，他被驅逐出黨的核心領導層。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成立，朱寧河任內閣交通相，不久調任朝鮮駐蘇聯大使，後降為輕工業省屬下管理所的負責人。


1953年8月，在對國內派原南勞党集團李承燁等的公審記錄中，朱寧河被指控為樸憲永—李承燁集團推舉的政變政府的副首相人選，因而被撤銷中央委員並被開除出黨，自此他的政治生涯完全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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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領袖地位開始的確立


1948年4月，南朝鮮勞動黨在鬥爭中遭到全面地削弱。為了躲避美國軍政府的追捕，南朝鮮勞動党領導成員除了留下金三龍、李舟河兩名政治局委員員繼續在南朝鮮領導地下活動外，其它人大多轉往北朝鮮。當無法繼續在南朝鮮作為政黨存在下去的南朝鮮勞動黨中央領導成員樸憲永、李承燁等大多數人撤往北朝鮮的時候，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已經落入了蘇聯軍事占領當局全力支持的北朝鮮勞動黨領導者金日成手中。


雖然直到北朝鮮宣佈建國前，樸憲永並未參與北朝鮮的政治，但是樸憲永並不甘心將自己的黨和領袖地位拱手相讓給金日成。因而，党內一度形成了朴、金對峙的局面。


1948年夏天，在北朝鮮勞動黨黨校畢業典禮上發生了南朝鮮勞動黨學員酒後呼喊“朴憲永萬歲！”的事件，北朝鮮勞動黨把這一事件與樸憲永搞宗派主義結合起來在党內大肆宣揚，南北勞動黨之間的矛盾開始激化。後來，經過蘇聯當局出面撮合，寄人籬下的樸憲永只好承認現實，答應充當第二把手的角色。同年8月初建立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南、北朝鮮勞動黨聯合中央委員會。


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為大總統，李凡奭為國務總理的大韓民國政府在朝鮮南方的建立。當年9月9日，朝鮮北方宣告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金日成為內閣首相，朴憲永為副首相兼外務相、金策為副首相兼產業相，洪命熹為副首相兼無所任相。


內閣其他組成人員：崔庸健為民族保衛相，朴一禹為內務相，崔昌益為財政相，鄭准澤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張時雨為商業相，朱寧河為交通相，朴文圭為農林相，李承燁為司法相，金元鳳為監察相，許成澤為勞動相，李炳南為保健相，許貞淑為文化宣傳相，白南雲為教育相，遞信相金正柱。

內閣成員中除了樸憲永充當二把手外，還有6個相（部長級人物）也屬於國內派南勞黨，他們分別是：朴文圭、李承燁、許成澤、李炳南、金元鳳、白南雲。內閣成員中還有2位原屬國內派關北集團的人物：朱寧河、張時雨。


1949年6月27日-30日，在南北朝鮮勞動黨中央聯合全體會議上金日成作了題為《關於南北朝鮮勞動党合併成為朝鮮勞動黨》的報告和結論。北、南朝鮮勞動黨合併為朝鮮勞動黨。7月1日舉行合併後的朝鮮勞動黨二屆一中全會，全會選舉金日成為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選舉樸憲永、許嘉誼為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抖奉、朴一禹、金策、李承燁等當選為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


至此，金日成開始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不僅掌握了政府的實權，而且當上了名副其實的黨的領袖。朴憲永與金日成平起平坐的歷史宣告結束，金日成與樸憲永較量的第一個回合以金日成領袖地位的確立而告結束。

在全會上，抗聯派元老金策為金日成順利地當選為党的一把手起了關鍵的作用。由於金策既是朝鮮共產黨的老黨員，又是中共東北黨組織和東北抗聯後期的主要領導者之一，資曆和威望很高。因此，當他堅決支持金日成為黨領袖的時候，金日成的主要競爭對手金枓奉和樸憲永都難以進行有效的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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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日成與樸憲永的分歧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的原因既有國際上的因素：二戰後蘇、美兩大國之間的冷戰造成了朝鮮的分裂；也有國內的因素：南、北雙方都決心通過武力實現統一。李承晚不斷鼓吹要“收復失地”和“北進統一”，並聲稱在1950年實現南北統一；金日成也認為，實現統一只有走武裝解放的道路。


金日成與李承晚的差異僅僅在於，金日成能夠將其計劃付諸實施，並且能夠及早進行軍事准備。促使金日成決心通過武力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的相關因素還有：第一、受到了中國革命勝利的鼓舞；第二、認為美國不會介入戰爭；第三、1949—1950年經濟計劃未能實現預期目標；第四、金日成與樸憲永之間互不信任各有打算。

南北勞動黨合併後，金日成與樸憲永之間形成了暫時的合作局面，樸憲永對金日成是無可奈何的“臣服”。金日成希望借武力統一之機，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提高自己威信，鞏固領袖地位。

朴憲永想借武力統一之機發揮原南朝鮮勞動黨的相應作用，為南勞党立功，恢復南勞黨的組織基礎，壯大南勞党的隊伍。擺脫寄人籬下的困境。彼此都想通過完成統一大業進一步增強各自的力量，提高各自的地位。


因此，儘管金日成和樸憲永都認為必須通過武力解決國家的統一問題，但是具體的方案卻有著明顯的分歧。據說“進攻南朝鮮方案”中有金日成和樸憲永兩個方案。


金日成的方案是，要以軍事力量一舉占領韓國，然後在韓國建立人民委員會式的政權形式。他主張只要客觀形勢成熟，就從軍事上征服韓國，在韓國施行朝鮮的人民政權形式。

樸憲永的方案則是，在占領“三八線”附近的軍事紛爭區的同時，與韓國當局共同商討政治和解道路，並點燃韓國自發性人民起義的燎原星火，這樣做不會引起外國的武裝干涉。他主張先軍事占領“三八線”附近的軍事紛爭區，再與李承晚政府展開政治協商，並同時引發韓國的人民抗爭，內外配合取得勝利。


兩者分歧的實質在於如果實施金日成的方案，原來的北朝鮮勞動党是實施的主體；如果戰爭取得勝利，歸功于以金日成為首的北勞黨。而實施樸憲永的方案，原來的南朝鮮勞動党是實施主體；如果戰爭取得勝利，主要歸功于南勞黨。利害關係由此可見。


1949年9月—1950年3月，韓國境內的反政府遊擊隊活動日益頻繁。但是隨著金三龍、李舟河於1950年3月27日被韓國政府當局逮捕，他們領導的遊擊隊活動遭到了失敗。朴憲永寄希望於韓國爆發革命的願望也最終遭到破滅。結果是金日成的方案獲采納並付諸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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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延安派軍事骨幹武亭


朝鮮戰爭爆發後，1950年6月28日朝鮮組成了以金日成為首的包括樸憲永、洪命熹、金策、崔庸健、朴一禹、鄭准澤等七人在內的朝鮮軍事委員會，金日成為委員長，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於軍事委員會。隨後又頒布了戰時動員令，任命金日成為人民軍最高司令官。9月下旬，黨中央常委會決定為在人民軍中建立高度集中統一指揮，由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兼任內閣民族保衛相。利用戰爭爆發後的特殊需要，金日成獨攬了朝鮮黨政軍大權。


由於朝鮮方面准備充分，戰爭初期僅用兩個多月，朝鮮人民軍就從“三八線”以北打到韓國東南部的洛東江畔，“解放了”韓國90%的地方。直至1950年9月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仁川登陸成功，才使戰局出現了不利於朝鮮方面的逆轉。一個月間，朝鮮軍隊就從韓國南部的洛東江邊撤退到朝鮮北部的鴨綠江畔。


直至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才使戰局重新得以扭轉。為便於中朝兩軍統一作戰，經蘇聯出面協調，12月上旬，成立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司令部（簡稱中朝聯司），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副司令員為朝鮮方面的金雄（後增加中國方面的鄧華），副政委為朝鮮方面的朴一禹。中朝聯司的成立，使朝鮮戰爭的指揮權從金日成個人手中轉至以彭德懷為首的中朝聯司。

朝鮮戰爭初期的失利，是因為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勞動黨領導層在統一祖國這個問題上急於求成，對形勢作了不完全正確的估計所致，戰略指導思想的錯誤往往導致全域性的失敗，這並非傑出的軍事指揮員所能左右的。由於戰爭的失利，金日成的領導地位受到了極大的挑戰。



1950年12月21日－23日朝鮮勞動黨在北部邊境鴨綠江畔的江界舉行二屆三中全會。金日成發表了長篇講話，一方面批評了軍事將領指揮不力，指責黨政軍幹部的無組織行為。另一方面，考慮到因為志願軍的參戰，未來的戰爭有可能重新伸展至韓國的土地上，屆時仍然需要原南勞黨的全力支持和幫助，因此在批評抗聯派、延安派、蘇聯派的同時，卻對樸憲永的親信 —— 李承燁大加贊揚，稱其為“功績赫赫的組織者”。李承燁當時是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黨中央書記和人民監察委員，戰爭初期他還兼任朝鮮人民軍第2軍團軍事委員會委員（政委）。其後，1951年1月31日，李承燁被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勳章。

這次全會後，樸憲永取代金日成的親信——抗聯派的金一兼任朝鮮人民軍總政治局主任。1952年2月14日還以表彰樸憲永對政治組織工作的加強有特殊的貢獻為名授予其一級自由獨立勳章

這次全會被批評和受到指責的包括抗聯派的金一、崔光、林春秋、蘇聯派的金烈和延安派的金漢仲、武亭以及國內派的許成澤、樸光熙都名列其中。金日成在緊張狀態下對這些官員的批評顯得有些急躁。但最後，只有延安派軍事骨幹武亭中將一人，不僅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並被永遠開除出黨。


武亭（1905—1953）是延安派的軍事骨幹，更是一位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共，長期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並參加過紅軍長征知名度極高的朝鮮革命家、朝鮮獨立運動領袖人物。抗戰期間，曾任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炮兵團團長。

1942年起，擔任朝鮮義勇軍司令，也是朝鮮獨立同盟的領導者之一。回國前，曾缺席當選為朝共北方分局第二書記。回國後，一度出任北朝鮮五道行政局副委員長。1946年2月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取代北方五道行政局後，他將自己的位子讓給了金抖奉。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後，退出黨中央領導核心層，致力於軍事工作。1948年2月朝鮮人民軍建軍時，任炮兵司令；9月被任命為朝鮮內閣民族保衛省副相，被授予中將軍銜。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後不久，任朝鮮人民軍第一方面軍司令。


金日成斥責武亭犯有“軍閥主義”，指責其應對戰爭初期的失利承擔責任，結果武亭被撤銷黨中央委員等黨內外一切職務。武亭後因病赴中國長春治療，彭德懷為他安排了當地最好的醫院。病危之際他要求返國，經金日成同意，武亭回朝鮮。1953年，他在朝鮮一間軍隊醫院病逝。其後，朝鮮政府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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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蘇聯派首領許嘉誼


為追究朝鮮戰爭初期黨組織工作中存在的渙散和黨員人數急劇減少等問題，1951年11月朝鮮勞動黨舉行二屆四中全會。金日成批評許嘉誼有“關門主義”傾向導致無法擴充黨員，擴大黨組織活動。免去了許嘉誼的黨中央書記職務，調任其為內閣副首相。


許嘉誼（1908—1953）是具有蘇聯國籍和蘇共黨籍的朝鮮族人，生於俄國濱海邊疆區波謝特。曾在蘇聯中亞地區任地方黨委書記。1945年12月，被蘇聯當局派赴朝鮮工作。蘇軍占領當局一直將其視為黨的組織專家。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後，許嘉誼在黨內的位置不斷提升：最初在黨中央委員會內排在第五位、在政治委員會和常委會內位居第四。

1948年3月北朝鮮勞動黨二大時，他已經成為了黨的第三號人物，僅次於黨委員長金枓奉和副委員長金日成。不久，他被任命為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他創立了黨內核心權力機關之一的組織委員會，並負責其日常事務。緊接著，他取代了朱寧河成為黨中央的副委員長。1949年7月南、北勞動黨合併後，許嘉誼除了繼續擔任黨的副委員長之外，還躍升為排名第一的黨中央書記。許嘉誼與金日成共事期間，憑借自己與蘇聯的關係與實力，非常蔑視金日成。

1950年12月，在黨的二屆三中全會上金日成發表了措辭強硬的演說，認為經過戰爭的洗禮，忠誠的黨員和不忠誠的黨員已經顯現出來，他要求既要嚴懲不忠誠的黨員，同時又強調對於不忠誠黨員的處理要依法進行，要寬容基層黨員，切忌不問青紅皂白進行大規模清洗，並指示這件工作由許嘉誼領導的黨中央檢閱委員會負責實施。


但是，從金日成下達清洗指示開始到1951年11月黨的二屆四中全會召開的一年時間裡，許嘉誼對基層黨員進行了殘酷的清洗，60萬黨員中有45萬遭到了開除或者處分。

在1951年8月1日黨中央組織委員會會議上，圍繞重新建黨問題和如何處理“不忠誠”黨員問題，金日成與許嘉誼爆發了激烈的爭吵，這也是金日成與其它派系之間的首次正面衝突。

金日成曾勸告許嘉誼不要使用那些殘酷的方法，但是許嘉誼拒絕這一勸告。



許嘉誼為了保持農民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平衡，拒絕吸收農民入黨。金日成認為“應該根據朝鮮的實際情況，建設一個大眾性的共產黨；許嘉誼不應該去尋找朝鮮根本就不存在的產業工人，而拒絕吸納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加入共產黨”。金日成強調“機械地照搬不符合朝鮮國情的外國模式是不正確的，是一種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行為”。

1951年11月黨的二屆四中全會，許嘉誼被免除黨中央書記職務，調其擔任朝鮮內閣副首相。金日成當時保證“這並不意味著對蘇聯籍朝鮮人清洗的開始”，許嘉誼擔任的許多重要位置都由金日成委派其它蘇聯籍朝鮮族人接替：勞動黨中央機關報《勞動新聞》主編樸昌玉被任命為黨中央書記；樸永彬被指定為黨中央組織指導部部長。

1953年初，當金日成在內閣會議提及對農民糧食實行強制收購問題時，許嘉誼對此進行了批評，他認為為避免農民生活貧困應立即中止強制性收購政策。這正好成為金日成找到了清洗的契機，為清除許嘉誼，金日成指使金一將蘇聯派的二號人物樸昌玉爭取過來，指責許嘉誼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雇傭主義思想，將攻擊矛頭指向許嘉誼。


金日成對許嘉誼的評價是：雖然無所不知，但只不過是一個連朝鮮話都說不好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黨的">党的ersonName>博士”而已，他嘲笑那些認為許嘉誼熟知有關黨組織的所有事務的觀點。金日成還說“許嘉誼的處事方式就好像自己是從蘇聯歸來的所有朝鮮人的代言人，他犯了個人英雄主義錯誤”，同時金日成還認為“包括黨的事務在內的所有事務，許嘉誼都喜歡搞暗箱操作”。


金日成和許嘉誼的對立不是簡單的對立，而是源於許嘉誼對金日成領導地位的挑戰。金日成與許嘉誼的矛盾不是金日成的抗聯派和蘇聯派的集體對立。而是為了在朝鮮建立一個強大的共產黨，許嘉誼不惜違背金日成的意志，施行他所認為的最為正確的政策，這是他與金日成對立的本質。


1953年4月，揭露李承燁“叛國集團”時，金日成宣稱許嘉誼支持、參與國內派搞未遂政變。金日成主持召開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對許嘉誼進行了審訊式的批判。會上，許嘉誼請求給予幾天時間做准備，然後再向黨交待自己的問題。但是他回家之後，持槍自殺。同年8月召開的黨的二屆六中全會在揭露李承燁“反黨叛國間諜案”的同時，公佈了許嘉誼自殺的事件。並指責許嘉誼的行為很不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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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延安派 ”骨幹 朴一禹


朝鮮戰爭停戰後，金日成批判了延安派另一位骨幹朴一禹。

朴一禹（1904—？）早年在中國參加革命，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擔任過晉察冀敵後抗日根據地薊縣縣長、中共淶涿縣縣委書記，後成為朝鮮義勇軍的政委兼副司令、朝鮮獨立同盟執行委員、朝鮮革命軍政幹校副校長。1945年4至6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七大”，並在大會上發言。


回國後，1946年8月起任北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黨中央幹部部部長，北朝鮮人民委員會內務局局長。1948年3月，朝黨二大被選為北朝鮮黨中央常委會委員。同年9月北朝鮮建國後，出任內閣內務相、被授予大將軍銜。1949年6月南北勞動黨合併後，當選為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50年12月就任中朝聯合司令部副政委（司令員兼政委是中國的彭德懷），相當於人民軍的總政委，爬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但是，面對朝鮮政局變換，金日成逐漸大權在握的情況，朴一禹卻不知收斂，自封為從中國回國的朝鮮革命者的代表，拉幫結派，隱隱有與金日成分庭抗禮之勢。1953年2月，朴一禹的中朝軍隊聯合司令部副政委一職被崔庸健取代；3月，朴一禹又丟掉了內閣內務相這個頗有實力的職位，被調任為遞信相（郵政部長）。1953年8月在清洗樸憲永集團後重組的朝黨中央常委會成員中朴一禹落選。

1955年4月舉行的朝鮮勞動黨二屆十六中全會上，朴一禹作為“反黨宗派分子”被撤銷黨內外職務，並被開除出黨。全會補選崔庸健為黨中央常委會委員。12月舉行的黨的二屆十七中全會增選崔庸健為黨中央副委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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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國內派 ”領袖 樸憲永


削弱了蘇聯派和延安派的力量之後，金日成轉而對付國內派。為進一步推卸朝鮮戰爭失利的責任，戰爭後期金日成又將黨內清洗的矛頭指向了樸憲永為首的國內派南勞黨領導層。在1952年12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國內派受到攻擊和指責，認為他們應該對朝鮮人民軍在美軍仁川登陸後的潰敗負責。


長期以來，國內派南勞黨集團一直認為，朴憲永代表了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主流力量，朝鮮共產黨是正統的共產党，而金日成的朝鮮勞動黨是共產黨內的外來勢力，甚至將其視為蘇聯的代言人。朝鮮戰爭期間，隨著金日成武力統一國家的目標未能實現，國內派南勞黨集團更加增長了對金日成的不滿情緒，對他的領袖地位提出質疑，試圖通過集體努力打倒金日成，讓樸憲永取而代之。

同床異夢的樸憲永和金日成，為了爭奪領導權，也一直在進行著較量。樸憲永在積極地扶持黨和政府機關內本派系勢力的同時，在金日成集團內安插了李康國等耳目；而金日成則在樸憲永集團內安插了具載洙等耳目，雙方互相刺探情報。

樸憲永集團還通過朝鮮戰爭的機會壯大自身的實力。在1950年6月至9月朝鮮占領韓國的3個月期間和1951年1月至3月志願軍再度解放漢城期間，樸憲永的親信李承燁返回韓國利用自己擔任漢城市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的便利，在韓國各地恢復、建立黨組織，並將自己一派的幹部安排到各地黨組織中。


1951年，當朝鮮戰爭在“三八線”附近進入膠著狀態後，李承燁利用對南方的工作之便，掌握了設在平壤的朝鮮勞動黨中央聯絡部。該部專門負責處理與在韓國境內進行遊擊作戰的有關事宜。部長裴哲、副部長樸勝源、尹淳達等都是忠於樸憲永的原南勞党的幹部。

為了指導朝鮮在韓國開展的遊擊戰爭，朝鮮勞動黨中央聯絡部在“三八線”北側的黃海北道成立了金剛政治學院，負責培訓即將派赴韓國的政治工作隊和武裝遊擊部隊的幹部。該學院共有學員1500多人，所有教職員工均為韓國（南朝鮮）人，學院為樸憲永集團把持，院長金應彬是李承燁的心腹。

李承燁為了推翻金日成政權，於1951年9月就開始進行軍事政變的准備，他在平壤自己的辦公室與聯絡部和金剛學院的負責人舉行的第一次會議就討論、制定了軍事政變的計劃：由李承燁任最高司令，朴勝源任總司令，裴哲和金應彬分別負責軍事機關和武裝力量，趙一明和林和分別負責通訊和宣傳工作；決定動員金剛政治學院學員參加政變。

1952年2月，朝鮮黨和政府命令在南延白地區組建並訓練一支新的對韓作戰的遊擊隊，借此機會李承燁有計劃地招募訓練了一批遊擊隊員，建立了第10武裝遊擊隊，由其親信孟鐘鎬任隊長，政治副隊長柳原植也是原南勞党成員。3月，動員原駐紮在江原道錦江的准備用於潛入韓國境內的洪玄基部隊參加政變，移師平壤附近20公里的中和郡。9月，李承燁已經糾合11000多人的兵力。此外，至1952年末，還有正在訓練培養中的4000多名遊擊隊員隨時聽候李承燁的調遣。上述武裝部隊不是服從金日成命令的軍隊，而是直接服從李承燁指揮的別動隊。


1952年9月的第一個星期日，李承燁及其親信們在樸憲永的寓所裡碰頭，確定了政變後新政府的主要人選：首相朴憲永，副首相張時雨、朱寧河，內務相樸勝源，外務相李康國，武力相金應彬，宣傳相趙一明，教育相林和，勞動相裴哲，商業相尹淳達。李承燁為新成立的朝鮮共產黨第一書記。當時不在平壤的樸憲永未參與這次碰頭會議。

對李承燁一夥的活動金日成有所察覺，對他們一夥假借對南方（韓國）鬥爭需要為名，暗自結黨營私壯大自己的力量的活動深惡痛絕。他一方面指示黨中央書記、蘇聯派的樸昌玉調查原南勞党幹部的動向，另一方面，在1952年12月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二屆五中全會上，作了題為《黨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鞏固是我們勝利的基礎》的報告。報告有針對性地要求黨員加強黨性鍛煉，強調“全黨都要對妨礙黨的統一團結的宗派主義分子的陰謀活動提高警惕，嚴密監視他們的行動，對宗派主義分子進行堅決的鬥爭。”朝鮮官方宣稱：通過貫徹党的五中全會精神，“黨員的黨性大大提高，黨的戰鬥力進一步加強，宗派主義等一切反黨傾向被克服，樸憲永、李承燁間諜集團長期潛伏在黨內進行反黨反革命陰謀活動的罪行被揭發出來了。”

李承燁企圖利用自己建立的別動隊，並借助駐紮在平壤近郊的部隊發動軍事政變，但是政變最終以失敗告終。1953年初，金日成逮捕了樸憲永和李承燁，並將李承燁創辦的培訓遊擊隊員的金剛學院師生全部逮捕。

其親信林和最先被捕入獄，其後，尹淳達、李源潮分別於1953年3月16日和4月12日被捕。其它成員也在年內被悉數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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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朴憲永李承燁反黨叛國集團


板門店簽訂停戰協議後不到一周的時候，1953年8月3日至6日，在平壤最高審判所（法院）舉行了特別軍事審判。李承燁、趙一明、林和、李康國、裴哲、樸勝源、薛貞植、趙鏞福、白亨福、孟仲鎬等10人被判處死刑；尹淳達、李源潮2人分別被判處15年和12年徒刑。


李承燁一夥被控的罪名主要有三項：一是為美國進行間諜活動；二是破壞和鎮壓南朝鮮革命力量；三是試圖以武力顛覆共和國政府。這三項罪名，只有試圖顛覆政府這一項罪名看起來能夠成立，而間諜嫌疑和破壞革命力量的指控卻是站不住腳的。儘管所有的被告後來都承認了強加到他們頭上的罪名，但是所謂的事實和證據都是“莫須有”的，簡直就像是天方夜譚的故事，給人留下啼笑皆非、非常滑稽的感覺。

1953年8月5日至9日，朝鮮勞動黨在平壤舉行的二屆六中全會上，宣佈“撤銷反黨叛國分子、破壞暗害分子、宗派分子朱寧河、張時雨、樸憲永、金五成、安基成、金光洙、金應彬等人的中央委員職務，並開除他們出黨；撤銷權五稷的黨中央候補委員職務，並開除出黨。”


黨中央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張順明和副委員長李基錫因為同屬國內派而被解職。

全會還對黨的組織結構進行了改造：廢除了黨內權傾一時的書記制及組織委員會；改為副委員長制；並且重新設置了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遭到清洗的南朝鮮勞動党成員的位置多由蘇聯派接替，他們中主要有樸昌玉、樸永彬、南日、林海、金承化等。

對樸憲永延期兩年多才提起公訴的確切理由不得而知，據傳首要原因在於當時蘇聯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不贊同肅清樸憲永，一度進行過幹預。為此，金日成集團考慮到樸憲永在國內外的影響力，盡可能避免因為處置這位曾經作為朝鮮共產黨領袖的標志性人物而受到國際的非難和指責。


另一原因是金日成集團為了保持黨內的穩定，防止發生原南勞黨出現集體性的反抗和叛亂，因而並沒有讓樸憲永與李承燁等人一同受審。在開除其出黨後，將其另行監禁，尋找其罪證。據說樸憲永反而一一列舉了金日成集團決策不當導致朝鮮戰爭失利的錯誤。在樸憲永的12名追隨者被提起公訴之後的兩年零四個月，即1955年12月3日，法庭才對他提起公訴。


對樸憲永的審判進行得很迅速，審判於1955年12月15日上午10時開始，當天晚上8點就宣讀了判決書。樸憲永拒絕了法庭為其指定的律師，審判是在沒有律師的情況下進行的。但是法庭卻傳喚了9名證人，這些證人的證詞對樸憲永都是不利的。他與他的追隨者一樣被指控有同樣的三項罪名。


此外，他還被指控濫用職權在朝鮮駐蘇聯和駐中國大使館內安插自己的親信，唆使其追隨者制定計劃顛覆朝鮮政權以建立新的黨和政府。最後，還指控他沉湎於奢華的生活，被不是被查出來路不明的87萬元朝幣現金和1600克黃金製品。樸憲永在承認了強加給他的所有罪狀後說：“因為沒有權力讓意圖武力推翻政府的人成為自己的同夥，所以並不清楚政變的准備情況，但是意圖推翻金日成政權的人都是自己信任的同志，所以自己對他們的行為負一切責任”結果，法庭判處樸憲永死刑，並被沒收全部財產。


至於何時對樸憲永執行了死刑，朝鮮官方從未正式公佈過，外國傳媒一般認為樸憲永是在宣判後立即被秘密執行了死刑。唯一有據可查的是在樸憲永被判處死刑後的第三天即1955年12月18日晚蘇聯莫斯科廣播的新聞第一次報導了樸憲永的死訊。


對樸憲永集團的審判結果，給人留下的印象似乎是：朝鮮戰爭是因為以樸憲永為首的原南勞黨被美帝國主義收買，陰謀叛亂，致使戰爭進展失利、國家未能統一。

金日成與樸憲永較量的第二個回合結果以樸憲永淪為階下囚，並被處決而告終。


肅清李承燁、樸憲永等南勞黨領袖人物後，金日成集團開始依次肅清南勞黨的中堅力量，並將肅清對象劃分為三類。第一類：選定一部分有利用價值，沒有顯露所謂反動跡象的人，將其送至開城的“松都政治經濟大學”等各級學校進行長期思想教育，其中又將30至40名最有利用價值的人送至中央黨學校學習；第二類：選定沒有利用價值但並沒有顯露反動跡象的人送至農場勞動；第三類：選定既沒有利用價值又有影響力的人進行拘禁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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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 “ 蘇聯派”新領導


許嘉誼之後的蘇聯派核心人物樸昌玉畢業于蘇聯哈巴羅夫斯克的朝鮮師範大學，後當過教員。1945年10月回到平壤後，與許嘉誼一起參與指導北朝鮮建政工作。1946年8月北朝鮮勞動党成立大會當選為黨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1950年12月起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長。1951年11月—1953年8月任黨中央書記。1953年8月—1954年3月，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

1953年8月起為調整後的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1954年3月出任內閣副首相兼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


但是朴昌玉成為黨內第四號人物後不久，便遭到了金日成的批判。1955年後，金日成宣稱樸昌玉、樸永彬、奇石福等人“維護和傳播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大搞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在黨內進行反對事大主義和教條主義、確立主體的鬥爭。批判其“不承認無產階級文學的價值，貶低朝鮮藝術同盟和國內進步作家的貢獻”，“誇大資產階級反動作家李光洙、李太俊的成就，藐視韓雪野、李箕永等真正的無產階級作家的作品”。


1956年1月樸昌玉被解除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職務。1956年4月朝鮮勞動党第三次代表大會朴昌玉未能繼續進入黨中央常委會僅當選為中央委員。同年5月，樸昌玉被任命為內閣機械工業相。

金日成在對勞動党機關報《勞動新聞》總編輯奇石福的作用提出了質疑的同時，還批判了戰後爬上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組織指導部部長高位的蘇聯派樸永彬，說他“支持與西方和平共處”。


金日成還舊事重提地批判了已經自殺的許嘉及其夥伴金載郁等其它蘇聯籍朝鮮族人。

與許嘉誼、樸昌玉並稱為蘇聯派領導人物的金烈喜好酒色，在政治方面是一個很有手腕的人物，並且對金日成也很蔑視。金日成對金烈傲慢不遜的態度非常反感，便動員內閣內務省和黨中央組織指導部對其進行內查，結果查出金烈任黃海道黨委員長時貪占國家財產，並強奸過多名女子，金日成便以降低党的威信為名，將金烈交由沙裡院人民裁判所公開判決，判處其八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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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延安派” “蘇聯派”的聯合挑戰


在清洗國內派、批判蘇聯派時，金日成充分利用延安派。使延安派成為暫時的同盟者。朝鮮戰爭時期，由於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參戰，延安派勢力一時猛增，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等部門佔據許多要職。

1956年6月1日到7月19日金日成率領一個黨政代表團，對蘇聯和東歐九國進行國事訪問。

金日成回國後，8月29日朝鮮勞動党舉行蘇聯東歐歸國報告會，8月30日至31日舉行黨的三屆二中全會（又稱八月全會），延安派的崔昌益聯合蘇聯派的樸昌玉等在會上向金日成的領導權威發起了挑戰。

崔昌益（1900—？）早年參加朝鮮“三一運動”。1927年加入朝鮮共產党，屬於“漢城派”。1928年被捕入獄六年。1936年流亡中國，後到延安，任抗日軍政大學教授，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42年參與組建朝鮮獨立同盟，任副主席。1945年旁聽中共七大。日本投降、朝鮮解放後，同年11月返回朝鮮。1946年1月建立朝鮮新民党，任副委員長。同年8月共產黨與新民黨合併，出任北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


1947年2月，任北朝鮮人民委員會人民檢閱局局長。1948年3月，在北朝鮮勞動黨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黨中央常委會委員。同年9月北朝鮮建國，出任內閣財政相。1952年11月升任內閣副首相（1954年3月，再度兼任財政相）。1956年4月在朝鮮勞動黨三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黨中央常委會委員。


在八月中央全會上，崔昌益和樸昌玉等人提出了在黨內反對個人崇拜、建立集體領導體制、放寬金日成個人對黨的控制以及改變以重工業為主的發展國民經濟方針等問題。

黨中央委員、朝鮮職業總同盟委員長徐輝在發言中提出“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水準，如果必要，職業同盟所屬勞動者應該保持政治上的自主性和擁有罷工的權利”。


黨中央委員、商業相尹公欽指責金日成的政策路線，公開批評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他認為朝鮮應該學習蘇聯建立集體領導體制。

崔昌益對尹公欽的主張表示支持，崔昌益指出“朝鮮濟發展遇到的難題，尤其是過分重視重工業給普通勞動者帶來許多難以忍受的困難”。

面對挑戰者的發言，金日成進行了反擊，他認為徐輝的論調與吳琪燮十年前的論調很相似，他說：“在徐輝眼裡，職業同盟比黨還重要，他是一個修正主義分子”。

他反駁崔昌益說：“崔昌益甚至想拋棄共產主義體制，建立南朝鮮那樣的以中立化為基礎的政治體制”。參與這一挑戰活動的涉及黨政軍一些部門、院校、部隊和平壤市、黃海道等方面的領導幹部。

在與會者中占大多數的抗聯派的支持下，金日成立即對延安派、蘇聯派的挑戰者進行報複，將崔昌益、樸昌玉、徐輝、尹公欽等人開除黨籍、撤銷職務。


接著，金日成對延安派的其它成員也進行了猛烈的攻擊，重點批判了延安派的首領金枓奉。

金枓奉（1899—？）是朝鮮獨立運動的元老，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根據地建立了朝鮮獨立同盟，當選為執行委員委員長。1945年11月回國。1946年2月將朝鮮獨立同盟改組為朝鮮新民黨；同年8月新民黨與共產黨合併後當選為北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委員長，當了三年党的第一把手。當金枓奉擔任北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長時，金日成只是他手下的一名副委員長。1949年7月南北勞動黨合併後為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委會（政治局）委員。1948年9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出任首屆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



金日成批判金枓奉對黨毫無忠誠可言，只信任韓斌和崔昌益兩個延安派。金日成指出“雖然韓斌在黨內已經受到批判，但是金枓奉繼續重用他。金枓奉每次會見韓斌之後，其修正主義思想就愈加膨脹”。金日成還指責金枓奉試圖將自己擔任委員長的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淩駕於黨之上。

金日成批評樸義琓為了實現其破壞黨的目的，不斷對党的幹部進行清洗；

沒有證據表明國內派吳琪爕參與了這次未遂的政變陰謀，但是金日成批評吳琪爕一直是眾矢之的，說“雖然黨給了他足夠的時間，但是他毫無悔改之意”。


當時韓國流傳的消息說，延安派的領導人意圖通過手中掌握的武裝推翻金日成勢力。延安派成員向朝鮮駐蘇聯大使李相朝和蘇聯駐朝鮮大使伊巴諾夫密報了政變計劃，金日成獲悉這一消息後，為了粉碎政變，立刻中斷對東歐的訪問提前回國。

延安派是否想通過武力推翻金日成還沒有定論，有人說“如果政變取得成功，延安派崔昌益將成為政府首相，蘇聯派樸昌玉將成為黨的書記”。這是毫無根據的猜測。金日成雖然談到了崔昌益和他的同夥准備發動政變，但是並未提及延安派准備進行軍事冒險和武裝暴動。


後來，金日成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1956年我訪問蘇聯等一些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回國後，有一天，副官長李乙雪對我說，現在崔昌益、樸昌玉等人在背後鬼鬼祟祟的，有些不正常，需要對他們特別注意，並一個個地揭露了他們的所作所為。”“南日也給我打電話說，崔昌益和樸昌玉的形跡可疑。”後來，金日成還說過：“參與政變陰謀的人都是新民党以前的成員，他們都屬于延安派”，“只有崔昌益才是野心勃勃的反黨反革命的大陰謀家，是他蠱惑他的部下向党的領導地位發起了挑戰”。


“八月事件”發生後不久，蘇共中央主席團（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米高揚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部長彭德懷先後訪問朝鮮，對此事件進行了調解。之後在9月23日舉行的黨中央全會上金日成又恢復了崔昌益、樸昌玉的中央委員職務和尹公欽、徐輝的黨組織生活，並做出了這場鬥爭是政策對立而非領導權對立的結論。

但是，第二年金日成還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延安派全部清洗。並且在朝鮮全境開展思想整肅。解密的蘇聯內部文件記錄了金日成的清洗過程：在一個月內，有兩千多人遭到整肅。

金日成為了對黨內的宗派分子進行有效的控制，採用了許嘉誼曾經使用過的方法，一種以前曾受到他批判的換發黨證的方法。通過換發黨證對所有黨員進行審查。這項工作從1956年末開始，到1957年初結束。參與八月事件的延安派、蘇聯派不予煥發黨證，實際上等於被變相清除出黨。這一做法與清洗國內派朴憲永南勞黨集團的不同之處在於，雖然對挑戰者進行了批判和處分，但是並沒有判刑。只是將他們被從黨政軍的各級領導崗位上驅逐下來。



另據研究冷戰歷史專家沈志華證實，清洗延安派導致了1958年 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全部從朝鮮撤軍。

1957年9月20日，通過朝鮮第二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的選舉，崔庸健取代金枓奉成為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議長。


1958年 3月3日 至6日舉行了朝鮮勞動党第一次代表會議，金日成公開了有關延安派陰謀的詳細材料。揭露了黨中央第一副委員長金枓奉支持崔昌益、樸昌玉“反黨宗派集團”進行“陰謀活動的罪行”，決定將金枓奉、崔昌益、樸昌玉開除出黨。


至此，金日成和他的抗聯派已經清除了對他們可能構成威脅的所有派別集團。朝鮮官方聲稱：這次會議通過黨內鬥爭“樹立和鞏固了以金日成同志為首的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領導核心”，鞏固了金日成對朝鮮勞動黨的領導地位。金日成將這一連串事件形容為一大勝利。1959年6月，勞動黨中央全會解除了蘇聯派樸義琬的黨中央常委會候補委員職務。

在此前後，蘇聯派中仍保留蘇聯國籍的黨政軍幹部大部返回蘇聯，延安派的朝鮮駐蘇聯大使李相朝已經留在蘇聯政治避難，而延安派的徐輝、尹公欽也早在八月全會後流亡中國。延安派和蘇聯派在黨內鬥爭中失利的一個主要原因是1950年後入黨的許多新黨員抱有民族主義觀念，認為延安派和蘇聯派屬於外國勢力，其成員是外國党的代理人，因此選擇支持金日成


清洗國內派、蘇聯派、延安派後，朝鮮勞動黨領導層內組成人員基本上不再來自“五湖四海”，而是由金日成為主體的抗聯派獨占領導地位。

1961年9月，朝鮮勞動党第四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85名中央委員中，原來第三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71名中央委員連任者只有28人，其餘43人大多是遭清洗的延安派和蘇聯派。其後舉行的四屆一中全會選出的11名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局）委員中，抗聯派占6名（金日成、崔庸健、金一、朴金喆、李孝淳、金光俠）；蘇聯派占2名（樸正愛、南日）；延安派占1名（金昌滿）；技術幹部占2名（鄭一龍、李鐘玉）從此，抗聯派獨占了朝鮮黨政的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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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 “甲山派”


1960年代初期，金日成為首的抗聯派在清洗其它派別之後，自身逐漸分化為兩派，一派是以朴金喆為代表的抗日時期由抗聯黨組織和祖國光復會派遣回國，在朝鮮北方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的“甲山地下工作派”（簡稱“黨務派”或“甲山派”）。

朴金喆是金日成的同齡人，曾任朝鮮人民軍第4師政治副師長、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朝黨中央幹部管理部部長、黨中央組織指導部部長、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


另一派是以金昌鳳大將為代表的一直追隨金日成在東北 和蘇聯從事抗日武裝遊擊鬥爭的軍事幹部，後來被稱為 “ 軍事反對派”

金昌鳳比金日成年輕七歲，曾任朝鮮人民軍第12師團師團長、第7軍團軍團長、第2集團軍司令、總參謀長、民族保衛相 和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1962年12月在朝黨四屆五中全會上，金日成提出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並舉的方針。1966年10月舉行的朝党第二次代表會議又決定根據當時形勢的要求，改組社會主義建設的全盤工作，進一步加強國防建設，而將原計劃1967年完成的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七年計劃延長三年。

金日成重軍事、輕經濟的政策轉換引起甲山派與軍事派的對立，軍事派主張繼續強化國防，而甲山派主張發展經濟優先。


朝党二次代表會議後196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四屆十四中全會決定設立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改委員長、副委員長制為總書記、書記制；組建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的機構——黨中央書記局。選舉金日成為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朝黨組織體制更改後，甲山派在黨中央政委會常委會中佔有兩個席位，在中央書記局中佔有四個席位，成為黨內的實權派。朴金喆負責黨務組織指導工作；李孝淳兼任黨中央檢閱（監察）委員會委員長、內閣檢閱相、職業總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長，並負責對南朝鮮滲透工作。在新建的書記局中，金道滿掌管宣傳工作，朴容國負責對外聯絡工作，許錫宣負責科教工作，成了黨內的核心勢力。



與此同時，軍事派在黨內的地位也得到提高。金光俠成為黨中央政委會常委，金昌鳳、崔賢、李永鎬等升為黨中央政委會委員，許鳳學、崔光、吳振宇等為黨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軍事派還在中央書記局佔有兩個席位。

甲山派與金日成的對立主要是：甲山派提出經濟政策優先的主張，反對金日成的國防和經濟並重的政策；反對不切實際地歪曲黨史、軍史，誇大金日成個人作用，在全國到處大建紀念碑、史跡地；反對內定金正日為金日成的接班人，認為搞世襲繼承是社會主義制度中的一大忌諱。

但是自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蘇聯赫魯曉夫反對史達林個人迷信，使金日成錯誤地認為，要保留自己政治遺產的唯一方式是將權杖交給自己的兒子。因此金日成下定決心肅清甲山派。



1967年5月4日至8日，朝黨召開四屆十五中全會。以反對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樹立金日成主體思想為朝鮮勞動黨的唯一思想為名，批判、清除“甲山派”。

全會揭露朴金喆在日帝統治時期是變節者，擅長誇耀自己的革命鬥爭歷史，無視領袖金日成的光榮鬥爭歷史；任黨中央副委員長之際未能忠實執行黨的軍事路線；道德腐敗，品性惡劣。日本傳媒透露，朴金喆為了抗議這些指責，當場自殺未遂。

揭露李孝淳的罪狀沒有朴金喆嚴重，主要指責他與金日成思想不一致，對黨的政治路線心存不滿。任中央聯絡部長時阻礙對南（韓國）工作，否認對南工作的積極性，工作失誤嚴重，造成大量犧牲者。



朝鮮官方稱，這次全會徹底揭露了朴金喆、李孝淳、金道滿等反黨修正主義分子的罪行，揭露了他們給黨的組織、思想工作、祖國統一和對外工作造成的極大危害，撤銷它們的黨內外職務並開除了他們的黨籍。

受到牽連並被撤職的還有：黨中央書記兼黨中央國際部部長朴容國，黨中央科學教育部長許錫宣等人。


對甲山派的肅清波及全國各地，至1968年，朝鮮地方黨政幹部約有三分之二受到牽連。

通過清洗甲山派，金日成終於實現了把自己的主體思想樹立為朝鮮勞動黨唯一思想體系的目的，並掃除了確定金正日為自己接班人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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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軍內反對派


肅清朴金喆、李孝淳等甲山派首領之後，確立了個人威望的金日成，在統一祖國的名義下，對韓國開始採取過激的軍事恐怖暴力行動。1967年起，軍事分界線非軍事區內朝韓衝突大增。蘇聯解密檔記載，這些衝突大多是由朝鮮方面挑起的。-

朝鮮曾精心策劃了“襲擊韓國總統府”的計劃。朝鮮軍方花九個月時間對2400名士兵進行了“地獄般的訓練”，然後在這群人中精挑細選出了31名校級陸軍軍官，組成特遣武裝小分隊，秘密滲透到韓國，任務是襲擊青瓦台，刺殺韓國總統的樸正熙。


1968年 1月21日內閣民族保衛省偵察局長金正泰直接負責這次有戰略意義的行動，挑選出由“124軍部隊”所屬特戰敢死隊31人組成的特遣武裝小分隊，暗中穿越朝韓軍事分界線透入韓國，以全副武裝的韓國野戰部隊打扮，進入了可以對青瓦台一覽無遺的漢城市北嶽山路。


但是，計劃再詳備也有疏忽的時候，小分隊不巧遇上了下班路過的韓國鐘種員警派出所所長，識別出野戰軍服的肩章屬於無法擅離的駐守前線部隊，於趨前盤問時，導致雙方開火，這驚動了駐守在北嶽山路防守青瓦台的韓國軍隊，經過激烈槍戰，31名特遣小分隊隊員中27名死亡，1名被活捉，僅3名生還。


當時生還的3人中有1人（他就是如今還健在的朝鮮人民軍大將樸在京）冒死逃回朝鮮。青瓦台突襲事件以失敗告終，刺殺樸正熙總統的計劃化為泡影。此事件震撼了全球。被稱為“朝鮮武裝分子青瓦台襲擊事件”，又稱為“1?21青瓦台襲擊事件”。據被俘的特遣隊員的供詞，金日成認為只要幹掉韓國總統樸正熙及其主要追隨者，那麼南方人民就會隨著蜂起革命。

“青瓦台事件 ” 失敗後，11月4日朝鮮又派遣武裝間諜船載約120人入侵韓國東海岸地區登陸再次遭到失敗。此外，朝鮮軍隊奉命在軍事分界線非軍事區內大量挖掘軍用隧道通向韓國方向，企圖利用隧道突襲韓國，但隧道也為韓國方面發現

為此，金日成以“左傾盲動主義”、“軍閥主義”和不執行黨的軍事路線為由，追究軍方領導對這些失敗所負的責任。批判與處理了軍內反對派。


1969年1月，在金日成主持下舉行的朝鮮人民軍第四屆黨委會第四次（擴大）全會上，“揭露和粉碎了暗藏在黨內和軍內的反黨修正主義分子和軍閥官僚主義者的陰謀”。

會議宣稱這些竊據軍隊要職的軍閥官僚主義者以“軍隊特殊”為由，拒絕黨對軍隊的領導，歪曲黨的軍事路線，濫用軍權壓制軍內黨組織和政治機關，而且企圖糾集阿諛奉承分子來奠定其軍閥官僚主義基礎，甚至還通過攝制宣傳自己的電影，妄圖抬高自己。


全會撤銷了黨中央政委會委員、內閣民族保衛相金昌鳳大將，黨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人民軍總參謀長崔光上將和黨中央政委會候補委員、中央書記局書記、原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許鳳學上將等高級將領的黨內外職務。其後，金日成的老部下吳振宇、李乙雪、全文燮逐步成為軍內實權派。

遭受整肅的人中較為幸運的是崔光。撤職後，他被下放到煤礦勞動。但是，1978年崔光又被金日成恢復使用，任命為黃海南道人民委員會委員長。1980年升為政務院副總理。1988年2月，崔光以七十歲的高齡重返軍界，接替被認為“右傾”的吳克烈，再度出任人民軍總參謀長，並被晉升為大將軍銜。1992年4月晉升為次帥。1995年2月接替病故的吳振宇元帥，擔任人民武裝力量部部長，並晉升元帥軍銜。直至1997年2月病逝。

二十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鮮勞動黨通過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軍內反對派金昌鳳、許鳳學，以及後來通過落選、放逐等方式讓金昌滿、樸正愛、金光俠、金東奎等人從政壇上消失，終於達到將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樹立為全黨唯一思想體系的目的，也為1974年確定金正日的接班人地位掃除了政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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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朴憲永、李承燁間諜事件#.E6.9D.8E.E6.89.BF.E7.87.81.E7.AD.8912.E4.BA.BA.E7.9A.84.E5.AF.A9.E5.88.A4


八月宗派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月宗派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