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建誠 :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賴建誠 :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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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衰落時的財政


《邊鎮糧餉：明代中後期的邊防經費 與國家財政危機，1531-1602》

賴建誠 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羅馬帝國衰亡史》中有一句值得回味的名言：「衰落帝國的財政 是一個有趣的話題。」


確實，歷來那些曾經盛極一時的帝國，雖然導致其衰落的原因往往眾說紛紜，但財政狀況惡化伴隨其衰落的整個過程，則是歷史上反覆出現的教訓。


財政惡化往往是一系列行為（超額戰爭開支、經濟衰敗、政治控制削弱以至於無法征到稅收等等）的結果，但同時又是推動下一輪惡性循環的原因——理由很簡單，惡化的財政將使帝國在軍事、政治控制、社會等所有層面都出現漏洞，直到最後無法維持下去而轟然崩塌。


這樣的個案在古今中外都不鮮見，除了突然的軍事征服外，多數大帝國的的崩潰都伴隨著財政崩潰。


羅馬帝國晚期持續數百年、始終無法治癒的惡性通貨膨脹使它的崩潰看起來反倒像是解脫；Joseph Stiglitz 的《 三萬億美元的戰爭 》也是基於同一個出發點：過度軍事擴張和不負責任的中央財政的結合，可能拖累美利堅帝國重蹈羅馬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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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漢、唐、金、元、明、清，乃至 民國末年，都有令當時政治家為之頭痛的 財政危機如影隨形。


這個問題十分普遍而嚴重，但令人困惑不解的是：以往中國史學家 在探討王朝衰落原因時，卻往往更多著眼於 軍事、政治 乃至道德上的衰敗，卻很少有專著 研究財政危機的議題。


這其中，晚明的財政崩潰 較早受到關注、並至今仍吸引著許多學者。原因之一是 明朝可說是生生被財政惡化拖垮的，因而構成了一個典型的案例，且明朝史料存世的也較多，便於人們深入分析。


民國時 吳晗 已注意到 晚明幾次重大戰爭造成國家財政破產，不得不反覆加派、搜刮民間賦稅，而不堪重負的農民又起而反抗，以致社會動盪。


黃仁宇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 與稅收》涉及明朝中葉全國的財稅狀況，相比之下，賴建誠這本《 邊鎮糧餉 》探討的問題則更為集中：只談明朝走向衰落的初期，邊防軍事開支所造成的惡性循環，對帝國財政帶來的嚴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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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研究是基於明代著名的財政文獻《 萬曆會計錄  》而得出的，從經濟史研究的觀點看，這一珍貴文獻是理解大帝國分配全國資源的絕佳史料，也是到當時為止帝國資源最全面的會計概要。在1581年 戶部尚書張學顏 向皇帝進呈之前，為編輯這部概要，14個財政專家 工作了兩年之久。


從中不僅可以看出明代的財務會計制度，也能看出當時帝國面臨的可悲現實，即全國「普遍存在的差異決不可能全部併入一種統一的管理制度」（ 《 劍橋明代史》上卷）。


《萬曆會計錄》中最為令人矚目的部分就是明代邊鎮的軍費開支，因為打仗是世上最花錢的事，軍事機構也無疑是明代政府支出中最龐大的組成部分。沿長城守衛北方邊境、針對蒙古人的攻守則是明代中葉最持久、費用支出最大 和最危險的戰爭。



據全漢升等人的研究，1548-1617年間，軍費占太倉（中央財政）支出的比例，通常在 60-85%之間，有些年份竟高達 97%！


也就是說，長城以外的邊患，造成了邊防經費驟增，而這又使得國家各項財政陷入捉襟見肘的窘境，一旦再遇到天災、叛亂、突發事件等變故，國家為維持運轉就不得不向民間加派賦稅（ 例如1592-1598年間的朝鮮軍費支出高達1千萬兩，大半都是加派  和搜刮所得，賦稅較二十年前增加40%，民戶殷富者為之減半  ），結果外患未平，內憂又起。而國家財政不斷投入邊防的無底洞之後，又更加難以有效地應對內憂外患。


書中說得很明白：「  邊鎮糧餉是明代國家財政的一大負擔，而邊防與財政危機是一體的兩面。」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明代的財政垮在軍費上。


尤其晚明對倭寇、朝鮮、後金、李自成起義等戰役，無不耗費巨大（ 單是對後金就耗資 6000萬兩白銀，佔這一時期國家總收入的一半），且密集出現，一如作者所言，「沒有一個國家能長期撐得起這種國防支持」。


這種局面是怎麼出現的呢？實際上或許可以這麼說：明代衰亡的根基，在這個王朝建立之初就種下了。


明初勇武有為的兩代開國君主洪武、永樂都未能徹底解決蒙古人的軍事威脅，到後來不得不沿邊屯戍，轉入防禦。在他們最初的設計中，這種屯戍是可以自我維持的：駐兵軍士世襲，並進行屯田，做到人力、糧食、兵器上均實現自給。


但這一制度逐漸就變得千瘡百孔：很多軍士不願駐邊，屯田的產糧不多，而隨著蒙古威脅的升級，駐守的士兵數量也跟著上升，他們的補給逐漸成為一個難以擺脫的頭痛問題。


明代發明了許多辦法，例如商屯——商人轉運糧食到邊鎮，換取政府的食鹽專賣的額度，這種商業利潤可以刺激商人的積極性。由於食鹽利潤很高，有些邊鎮甚至撥出一部分官兵專職煎鹽。對遼東鎮，明代還通過海運來解決糧食補給問題，這本身也刺激了當時的海上交通，但弊端則是海運風險大，時禁時通。



到明朝中葉的1508年，宦官劉瑾甚至批准出售軍職，只要此人向西北邊鎮戍軍交付規定數額的糧食。要維持這一北方邊境漫長的防線官兵的糧食補給，成本極高，到最後，整個國家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遊牧騎兵的軍事行動都是只攻不守、無定點式的突襲，儘管長城沿線可以重點防衛某幾段城牆，但總有薄弱之處會被大舉入侵突破。一支原地堅守、無法機動調遣的部隊，是很難應付這種機動性極強的騎兵的，因為你防不勝防，就像洪水可以在堤壩的任何一個薄弱之處衝垮大堤。


這樣，只要邊外政治緊張，沿邊的十三個邊鎮數十萬人（1531-1602年間，每年要固定維持的軍隊數目在 37-68萬之間）就不得不大量向朝廷索要開支。



最後竟成為明代國防的長期結構性困擾，始終無法徹底解決。東南流通的白銀被徵稅機構吸納上去，投入到無底洞一般的北方軍事地帶，形成「官民兩困」的僵局。


這一問題的解決最終還是在清朝，在整個清朝三百年裡，中央始終牢牢控制著蒙古，以至於幾乎沒有必要防守長城，當然也就沒有邊鎮糧餉拖垮財政的問題。


然而即便如此，清朝戶部銀庫較為豐裕的時期 也只是康雍乾三朝。


賴建誠說：「如果沒有北方的外患，也就是說，假如十三邊鎮的糧餉額為零的話，我們有理由相信，明代的財政結構會明顯不同，整體經濟會有更好的繁榮，明代的壽命也可以顯著地延長。」



或許吧，但清代的情況表明，即使沒有邊鎮糧餉，帝國還是會面臨新問題，還是會陷入財政困窘。說到底，有沒有邊鎮糧餉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中國需要一個結構性轉型，以實現對全國資源的高效管理，而這，實際上意味著脫胎換骨實現現代化。


載《第一財經日報》2010-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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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建誠 : 明代中葉的邊鎮糧餉 與國家財政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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