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erstag, 14. August 2014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紓著 ( part 1 of 2 )

韓柳文研究法 --林紓著 ( part 1 of 2 )


(馮麗芳打字、林伯謙校訂)

《韓柳文研究法序》


今之治古文者稀矣!畏廬先生最推為老宿,其傳譯稗官雜說徧天下,顧其所自為者,則矜慎斂遏,一根諸性情,劬學不倦。其于《史》、《漢》及唐宋大家文,誦之數十年,說其義,玩其辭,醰醰乎其有味也。往與余同客京師,一見相傾倒,別三年再晤,陵穀遷變矣,而先生之箸書談文如故。


一日,出所謂《韓柳文研究法》見示,且屬識數言。世之小夫 有一得,輒秘以自矜,而先生獨舉其平生辛苦以獲有者,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後生得此,其知所津逮矣。


雖然,此先生之所自得也,人不能以先生之得為己之得,則仍誦讀如先生焉,久之而悠然有會,乃取先生之言證之,或反疑其不必言;然而不言,則必不能久誦讀如先生決矣。故先生言之也,人之得不得于先生何與?乃必傾囷竭廩,唯恐其言之不盡,嗚乎!同類之相感相成,其殆根於性情,亦有弗能自已者乎!
桐城馬其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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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研究法》


韓氏之文,不佞讀之二十有五年。初誦李漢之言,謂公之于文,”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心疑其說之過。既而氾濫於雜家,不惟於義法有所未嫻,而且韓文之所不屑者,則煩絮而道之;韓文之所致意者,則簡略而過之。有時故作興會,而韓之佈陣不如是也;有時謬為拗曲,而韓之結構不如是也。實則韓氏之能,能詳人 之所略,又略人之所詳。常人恒設 之籬樊,學韓則障礙為之空;常人流滑之口吻,學韓則結習為之除。漢所謂”摧陷廓清“者,或在是也。



蘇明允稱韓文能抑絕蔽掩,不使自露,不佞久乃覺之。蔽掩,昌黎之長技也。不善學者,往往因蔽而晦,累掩而澀。此弊不惟樊宗師,即皇甫持正亦 恒蹈之。所難者,能於蔽掩中有淵然之光,蒼然之色,所以成為昌黎耳。雖然,明允能識昌黎為蔽掩,而明允之文固非蔽掩者也。吾思昌黎下筆之先,必唾棄無數不應言與言之似是而非者,則神志已空定如山嶽,然後隨其所出,移步換形,只在此山之中,而幽窈曲折,使入者迷惘;而按之實理,又在在具有主腦,用正眼藏,施其神通以怖人,人又安從識者。



淮海文字,亦饒有風概,顧終不能成為大家。其論韓文,謂 能鉤莊、列,挾蘇、張,摭遷、固,獵屈、宋,折之以孔氏。其論去李漢遠矣。韓文之摭遷、固,容或有之,至鉤莊、列,挾蘇、張,可決其必無。昌黎學術極正,辟老矣,胡至乎鉤莊、列?且方以正道匡俗,又焉肯拾蘇、張之餘唾?淮海見其離奇變化,謬指為莊、列,縱橫引伸,謬指為蘇、張。詎知昌黎通道篤,讀書多,析理精,行之以海涵地負之才,施之以英華穠鬱之色,運之以神樞鬼藏之秘;淮海目為所眩,妄引諸人以實之,又烏知昌黎哉?



讀昌黎“五原”篇,語至平易。然而能必傳者,有見道之能,複能以文述其所能者也。宋之道學家,如程、朱至矣,問有論道之文習誦于學者之口者耶?亦以質過於文。深于文者,遂不目之以文,但目之以道,道可喻於心,不能常宣之於口,故無傳耳。昌黎于《原道》一篇,疏浚如導壅,發明 如燭闇,理足於中,造語複衷之法律,俾學者循其塗軌而進,即可因文以見道。黃山谷曰:“文章必謹佈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 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既求古人 法度,如老杜《贈韋見素》詩,佈置最得 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 定處,不可亂也。須知文之不亂,恃其有法,如不亂也。


昌黎生平好弄神通,獨于“五原”篇,沈實樸老,使學者有塗軌可尋。故《原道》一篇,反復伸明,必大暢其所蓄而後止。《原性》具萬古之特見,折衷于孟軻、荀卿、揚雄三子之論,獨標真蘊。其警快處,能使人首肯其說;其援引處,能使人堅信其說。《原毀》則道人情之所以然,曲曲皆中時俗之弊。公當日不見直於貞元之朝,時相為趙憬、賈耽、盧邁,鹹不以公為能,意必以毀之者。


故婉轉敘述毀之所以生,與見毀者之所以被禍之故,未嘗肆詈,而惡薄之人情,揭諸篇端,一無所漏。所贈序與書多不平語,而此篇獨 沈吟反復,心傷世道,遂不期成為 至文耳。《原人》括,《原鬼》正,均足以牖學者之識力。 昌黎雜著,自“五原”迄于諸篇,體制皆類子書。而不佞所最心折者,為《對禹問》,為《說馬》,為《獲麟解》,為《進學解》,為《諱辯》,為《伯夷頌》。



禹之傳子異於堯、舜,故萬章一問,孟子委之於天,實則“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一說,意正而語尚未得根據。公獨曰:“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待人而傳,無論人也子也,惟賢而已。自有此語,立將公 私畛域,一語打通。而 又防禹後之有桀,天下實 受其亂,則又為之補義曰:”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不可待而傳,傳啟亦等諸傳賢,初無二致。於文字則至明豁,於道理又甚切實。迨結束又聲明孟子所以歸本於天之故,實則文字到此,已志滿意得,別無剩義可求矣。



《說馬》及《獲麟解》,皆韓子自方之辭也。《說馬》語壯,言外尚有希求;解麟詞悲,心中別無餘望。兩篇均重在”知”字,篇幅雖短,而伸縮蓄泄,實具長篇之勢。《說馬》篇入手,伯樂與千里馬對舉成文,似千里馬已得倚賴,可以自酬其知。一跌落”伯樂不常有”,則一天歡喜,都淒然化為冰冷。且說到”駢死槽櫪之間”,行文到此,幾無餘地可以轉旋矣。忽叫起”馬之千里者”五字,似從甚敗之中,挺出一生力之軍,怒騎犯陣,神威凜然。既而折入”不知其能”句,則仍是奴隸人作主,雖 有才美,一無所用,興致仍複索然。至雲”安求其能千里也”,”安求”二字,猶有須斯生機,似主者尚有欲得千里馬之心,弊在不知而已;苟有道以禦馬,則材尚可以盡,意尚可以通。若但抹煞一言曰:天下無馬,則一朝握權,懷才者何能與抗。故結穴以歎息出之,以”真無“、”真不知”相質問,既不自失身分,複以冷雋語折服其人,使之生愧。文心之妙,千古殆無其匹!


至於《獲麟》一解,格同,而行文則微有不同。古有知馬之伯樂,無知麟之伯樂。且馬有羣,伯樂不過於羣中別為千里之馬。麟無羣,可以不待別而知為麟;至於不待別而知者而仍不知,則麟之遇蹇矣。此昌黎所由用以自方也。入手引《詩》、《書 》、《春秋》傳記百家之書,皆知為祥,用別於千里馬之徒賴一伯樂,似天下有普通共識之賢士,無可疑者。顧以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之故,凡賤眼中,盼眄不到,其所宿知而素稔者,馬牛犬豕之屬,見得天下皆凡材,無殊特之彥,故雖有麟,而仍不知。行文至此,為勢頗促,以下亦無餘語。作者忽從俗 人眼中之知拈來,自己較量,謂汝 所知者,我亦皆知,唯麟也,為我之獨知,不能盼爾之知。


爾之所謂不祥,正我私心之所謂祥,亦《詩》、《書 》、《春秋》之所謂祥;縱俗中指為不祥,亦複何害!用“亦宜”二字,似為收煞之筆,忽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此聖人即屬知馬之伯樂。然伯樂與聖人皆不 常有之人,而昌黎自命則不 亞麟與千里馬。千里馬不幸遇奴隸,麟不幸遇俗物,斥為不祥,然出皆非時。故有千 裡之能,抹煞之曰”無馬”;有蓋代之祥,抹煞之曰”不祥”。語語牢騷,卻語語占身分,是昌黎長技。



《進學》一解,本於東方《客難》、揚雄《解嘲》;孫可之比諸玉川子《月蝕》詩,謬矣。《月蝕》詩,既沈黑牽拗,讀之棘齒;《進學解》則 所謂”沈浸 醲鬱,含英咀華”者,真是一篇漢人文字。李華有其氣,然微枵;蕭穎士有其韻,然微脆。昌黎所長在濃淡疏密相間,錯而成文,骨力仍是散文。以自得 之神髓,略施丹鉛,風采遂煥然於外。大旨不外以己所能,借人口為之發洩,為之不平,極口肆詈,然後制為答詞,引聖賢之不遇時為解。說到極謙退處,愈顯得世道之乖,人情之妄,只有樂天安命而已。其驟也,若盲風懣雨;其夷也,若遠水準沙。文不過一問一答,而啼笑橫生,莊諧間 作,文心之狡獪,歎 觀止矣。



《諱辯》一首,已見之《文章流別》,今不具論。唯《伯夷》一頌,大致與史公同工而異曲。史公傳伯夷,患己之無傳,故思及孔子表彰伯夷,傷知己之無人也。昌黎頌伯夷,信己之必傳,故語及豪傑,不因毀譽而易操。曰”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見得伯夷不是凡人,敢為人之不能為,而名仍存於天壤。而己身自問,亦特立獨行者,千秋之名,及身已定,特借伯夷以發揮耳。蓋公不遇於貞元之朝,故有托而泄其憤。不知者謂為專指伯夷而言,夫伯夷之名孰則弗知,寧待頌者。讀昌黎文,當在在於此等處著 眼,方知古人之文,非無為而作也。退之《釋言》篇,蓋取《國語》“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謂以言自解釋也,昌黎用此釋讒者之言。


然是時宰相為鄭絪,為李吉甫,二人非能貴退之者,亦非能禍退之者。退之此文,則敬慎茂密,意氣恬靜,無乎昔崛強之氣。鄙見讒者設言,甚肖退之之自言,謂相國豈真知乎我,宛類退之平日口吻,讀昌黎《與崔立之書》,謂“肯與鬥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一語,則退之心中不必推服鄭絪,可想而知。


顧讒者既 有是言,置之不辯可也,既欲辯之,則不能不 費周章。文敘左遷之先收用,同見之先賜坐,呈文之獨受知,以感恩之言,堅宰相之信己,不敢為傲也。又言”傲者必有所恃,而己親族鮮,少 無扳聯之勢,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又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純是一派俗話,冀宰相哀憐。蓋識鄭絪為勢焰中人,不如是,不足以動之也。繼亦知讒者言工,肖己口吻,萬無可伸辯,則自信宰相之決不傾聽,用自慰藉。


實則退之之文雖工,至此亦無可如何矣。累月之後,聞裴、李亦中讒言,心乃愈懼,又不知讒者之用何道,辯亦無術,只有以譽鄭絪之言,進譽裴、李,究竟中心積忿,故歸而痛斥讒人。複防怒讒而傷及賢,於是複綜言三賢之決不聽讒,以自解釋。結束處,用空中樓閣,代宰相翰林商量己事。實則此三人全非退之知己,方自營仕進之不暇,奚暇及此區區者!就文論文,極和婉有致,無中生有,微合於”邦無道言孫”之義。



《張中丞傳後敘》,蓋仿史公傳後論體,采遺事以補傳中所不足也,如背誦《漢書》,記城中卒伍姓名,起旋慰同斬者之涕泣,事近繁碎。然為傳後補遺之體則可,引為《張巡傳》中正事,則事更有大於此者。李翰書正坐太繁,極為歐陽文忠所譏。然退之此文,歷落有致,夾敘夾議。歐陽公述王鐵槍事,殆脫胎於此。



《畫記》極生峭,卻最易學。如《羅漢渡海》、《龍生請齋圖記》,幾於無語不肖,顧依樣葫蘆,肖亦何益!本文初無他奇,奇在兩用”凡”字,一用”皆”字,實庸手所萬不能到。入手敘人,其次敘馬,又次敘雜畜器物,若無所 收束,直是一卷帳本,何名為記?文合以上之人馬最之曰:”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莫有同者焉。”夫人有事也,馬屬於人,尚有何事?乃以牽、涉、翹、顧、鳴、寢諸態為馬之事,複最之曰:”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 焉。”文心之妙,能舉不相偶之事,對 舉成偶,真匪夷所思。惟人、馬之外,尚有雜畜及兵杖之屬,此不可”凡”者也,乃總束之曰”皆曲極其妙”,歸入畫工好處,即為記中之結束。學文者當從此處著眼,方有把握。若但學其字法句法,殊皮毛耳,胡曰善學?



凡不親其地,代人作記,為事甚難。王子安序多失實,所謂西山,僕曾一見之,隱然一小山耳;水落沙明,所謂”天長一色”者,亦屬目可盡。且沙上多蓋小屋,杉木積迭,商舶攢聚,人聲囂雜,想滕王舊時之風景盡矣。然讀子安之文,未嘗不為之神爽。當昌黎刺袁州,時王仲舒適觀察江南西道(即今之南昌),滕王閣本可立至。


既為王所屬作記,若寫江上風物,度不能超過子安。故僅以不至為塞責,一曰”系官於朝,願莫之遂”;再曰”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三曰”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舍滕王閣外之風光,述觀察新來之政績,與修閣之緣起,力與王 勃之序、王緒之賦相避,自是行文 得法處。後此,歐陽永叔為史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燕公亦記峴山亭,蘇子美為李然明記照水堂,蘇子瞻為黎希聲記遠景樓,其辭雖異,大意略同。



退之《鄆州溪堂詩序》,長安薛氏有 皇甫湜手帖雲:”鄆塘特高古風,敵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鄆塘者,即鄆州溪堂也。此 文骨髓之重,風貌之古,名曰詩序,直是馬摠之德政碑。此為元和十四年,平盧都知兵馬使殺節度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戶部楊侍郎于陵為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摠所統者,鄆、曹、濮也。堂作於幽、鎮、魏、徐煽亂之後,鄆獨不及,遂封摠開國伯。摠為堂于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夫一堂之築,與時政一 無關係,而退之獨從其大處著眼,首舉”天平軍”,示州之無叛人也;州人”安公”,明摠之能撫眾也。


曰成,曰定,曰固,曰靖,則摠信之能措此州於磐石也。而又不已,更用幽、鎮、魏、徐之同時而叛,以形鄆之截然中居。而鄆之舊治,複五十五年為虜巢,而摠直安居以治之。逐層敘述,甚與堂無涉,不知能使此一方治平,即可以為堂娛樂之張本。歐公作《晝錦堂記》,入手即顧題;東坡作《喜雨亭記》,因百姓得雨而”吾亭適成”句天然入題,讀者動色。退之則一不須此,只就題前敘摠忠概政績,其力量皆可為堂以娛賓饗 士,通 上下之志。而風度之凝遠,氣體之嚴重,聲調之激越,直可作碑版文字讀之。詩亦全用散文驅駕之法,較《元和 聖德詩》火色稍減,雖以荊公之拗折,學之亦 不能至,宜多讀以領取其聲韻。《諍臣論》甚切直,然能易為與書,則善矣。



與書一體,漢人多求詳盡,如司馬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答蘇武》是也。六朝人則簡貴,不多說話;前清考訂家,則務極穿穴,幾于生平所生所能,盡於書中發洩,亦由與書體竟,匪不消納,盡可惟意所向。獨昌黎與人書則因人而變其詞,有陳乞者,有抒憤罵世 而吞咽者,有自明氣節者,有講道 論德者,有解釋文字、為人導師者。一篇之成,必有一篇之結構,未嘗有信手揮灑之文字。熟讀不已,可悟無數法門。



昌黎三上宰相書,極為張子韶所譏。鄙見自戰國及漢初,上書言事者,或藉以進身,比比而是,不足深異。吾特惜昌黎之書,陳義過高,非趙憬、賈 耽、盧邁輩所及知,必駭笑為迂漓而置之。蓋與常人言,當動之以利害,若以古義相責,良非時宰所及。昌黎第一書,屢引 經義,行文微病繁瑣,惟雲”上之 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此直上聖之作用,謂趙憬、賈耽、盧邁能之邪?


其後回環往復,引伸勸賞,不必徧加之義,望三人以相君之道,氣雖壯而言實紆,宜三子之更不入也。第二書則情切而勢迫矣,語雖沈痛,仍不能動者,以第一書不足搗入其心坎,則第二書直 視為佞哀詐泣之言。至第三書鬱怒之氣微泄言 表,此 更觸其忌。顧昌黎此時,亦只能作如此收煞,固不取顯然抵觸,故留餘波,為三宿出晝之戀耳。昌黎時方二十八歲,文字稍縱,不如晚年之凝斂。但觀解釋”菁菁者莪“詩義至二百餘字之多,蓋可知矣。



昌黎懷才不遇,間有人叩以文章,則昌黎報書,其語必與仕進相關係。其《與孟東野書》,說到自己,著眼在一”樂”字;說到東野,著眼在一”悲”字。言無倡所以無和,倡無和所以獨行,身既獨行,則當世之是非,遂不為一己之是非。且不說到”道”字,而抱道自高,不為時賞,又胡能言樂?矧東野之行古道,當更不宜於今世。明明為道悲,偏言為東野悲。悲東野之道不行,即悲己之道不行。寄道字於東野身上,因東野自悲,分外尤見親密。


《答竇秀才書》,則公方於貞元十九年貶陽山令,滿懷牢騷,無處發洩,而竇公時適以此至縣請粟,告以身勤事左,辭重請約,見得凡能文抱道之人,至惴惴無以 冀朝夕,似文與道均不祥之物。身既坐廢窮困,益之以罪,秀才來請,又奚為者?一面說朝廷求賢;一面說當道皆良有司。然爵位之上用一”鉤”字,則朝廷之求賢可知,良有司之衡才又可知。褒詞與貶詞,分作兩橛用法,使讀書者,解悟其用意,此巧於用扼字法也。


《答尉遲生書》,與此同一機軸。通篇注重在”古之道不足以取信於今”一語,而”今”字尤重。今之”賢公卿大夫”及今”始進之賢士”,彼此相得,必另有一種投合之氣味。上頭用”賢”字,下頭用”彼“字,試思”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是好話否,趣生往問,正是阻其往問,故末二句發明,若”非仕之謂,則愈嘗學之矣”,公然將”賢公卿”一筆抹倒。此等冷嘲隱刺,是昌黎長技。


《答崔立之書》,尤狠狠於吏部一試。公貞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詞意較前數書稍吐露,始斥賦詩、策之不足憑准,繼又斥宏詞科之不足憑准;雖以屈、孟、二馬、揚雄之才,猶不免於落第,況屬己身弊在同入”蒙昧之中”,”與鬥筲者競得失於一夫之目”,此所以無幸。將有唐科舉之學,罵到一錢不值。其下亦實無可奈何,一障之乘,耕釣之事,特解嘲語。本意在作史,仍是欲以文章自見,吐其前此為蒙昧所屈抑之氣。通篇無一語不是昌黎本色。


《答胡生書》,筆力備極伸縮,力量最大,奇巧百出。且吞咽無窮血淚於胸臆中,機杼都非唐宋大家所有。已論之要言中,茲不更贅。《答馮宿書》,則憂讒畏譏之意,多於嫚罵,而時用淺深陪墊之筆。前半似引過,而又不自承過,複以人之不滿己,即用為己過。如文中”雖無以獲罪於人 ,亦有以獲罪於人者”。本已推得乾淨,然又原所以得過之故,克己自下。待不肖者尚不敢嫚,況在時尚,自問可告無罪,而猶不免於謗詈,到此真無可如何矣。語以溫婉,按之卻至倔強。試問前此有”造廬未嘗與坐”之人,今雖降心加禮,亦必有不足之色。且所謂時尚者,即不肖之尤,強與周旋,斷無一合。文之外象,是一篇愧過之書,其實昌黎身分不曾分毫貶損,仍是一副牢騷肚皮。諸如此類,能細心體驗,古人之用心自見。


昌黎《上留守鄭公啟》,袁子才曾襲以杖旗丁。鄙見昌黎本有執法之心,方杖留守之軍人,繼始以書伸辯。子才胸中本有一篇駢體之文,故笞旗丁,用以發洩其才藻。昌黎劈頭便言”事大君子當以道”,已有千觔力量,擋他責備,不必為段秀實之戴頭而來,其下受容受察,不復進謝,真忼爽好男子語。惟一味直率,又近脅制,因複為和婉之詞,並疏軍人之罪狀。又言罪在軍人哮 噬之非,不必留守軍法之弛,曲意為鄭公回護。及敘鄭公有追捕之舉,則複以大君子責望之,使之歸於正道。至此,神色又複毅然。結穴言視去一官不啻唾涕,”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終始不屈,宜其後此能以正論折王廷湊也。此文最直最正,而進退作止,尤步步有法。


張籍兩書,實以道統期退之,故斥退之喜博塞,及為交雜之說,且排佛、老亦不能著書若孟軻、揚雄以垂世云云。公第一書中,”不知者以僕好辯”下數語,用筆伸縮,至可尋跡。辯是口說,因口說而化或有其人,因口說而疑頑且加倍。口說之不入,尚且如此,而冥冥萬年,欲賴此傳述之書,其可信其必從邪?此明不能著書之意極為明晰。於是再抉透一層,謂不著書,不是愛力,力所未至,有書亦不可恃,其待至五六十年者,謙詞也。文質樸中,卻極流轉。


至張藉第二書,斥駁加厲。大意謂因說之不入而止為書,聖人之道將無傳。若待五六十年而有所為,則或有遺恨,此恐退之不及六十而死也。又言揚雄輩鹹自作書,欲待弟子之傳孟軻,必不可冀云云。此書頗難複,而昌黎之第二書,精神亦倍加於前書。


首引《春秋》之成書,出自孔子身後,而道仍傳,則不必死後留有遺恨。今所以不即為書者,梗於公卿相輔之信佛,書即早出,亦必招人毀詈,並有殺身之禍。苟不有弟子之相守而傳,亦萬無獨存之理,且成書易,傳亦不遠。果道可及身而行,亦無所為書。身果不死,不惟道可行,而書亦且立就,不必戚戚也。論道之文,本易流於陳腐,看他磊落說來,堅定精確,辯駁處無激烈之詞,自信中含沖和之氣,語顯然以道統自命,骨重神寒,歐、曾不能及也。


昌黎論文書不多見,生平全力所在,盡在李翊一書。呂居仁亦盛稱此書,為得文中養氣妙處。今味之,良信。自”無望速成,無誘勢利”起,至”其言藹如”也為一段,是取法上,擇術端,到文字結胎後,生出意境,已成正宗文派,然而非易也。自”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至”戛戛乎其難哉”又一段,此則論取材、論立志、論用心、論洗伐之功,漸漸入微,雖不見知於人,而用心仍不懈,於是火候至矣。


自”識古書之正偽”,至”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又一段,是大丹將成之候,虹光四射,而個中逐一得微妙之訣法,隱隱體驗,無一不合丹經,於是放手為之,無複壚破丹飛之患矣。”吾又懼其雜也”,至”終吾身而已矣”又一段,是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工夫,行仁義,遊《詩》、《書》,不是大言,是立言,到此地位,自然力臻上流。道之無止境,猶文之無止境,言終身,是昌黎不欺人之語。”氣,水也;言,浮物也”,至”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句,此一段是另起,不是無迷途、無絕源後工夫,教人領氣要訣,無妙於是。以下所言,昌黎信己文之成功不能成功,後之必見知於人,皆平日口頭語,與論文無涉。


至《與馮宿書》,亦非論文,仍是牢騷。小慚小好,大慚大好,說得酸甜自得,非 論文之極處,莫得有是語也。古來苦心為文之人,務極張惶幽渺,果一出而人人知之,則尋常不為文者之眼光,皆能窺到天隩,而專心殫慮於古文者,亦何所貴!作者不蘄人之知,是真能古文者語,當日《平淮西 》一碑,果 有人知,亦不至易以段 作矣。



愚嘗謂驗人文字之有意境與機軸,當先讀其贈送序。序不是論,卻句句是論。不惟造句宜斂,即制局亦宜變。贈送序是昌黎絕技,歐、王二家,王得其骨,歐得其神。歸震川亦可謂能變化矣,然安能如昌黎之飛行絕跡邪?



昌黎集中銘志最多,而贈送序次之。無篇不道及身世之感,然匪有同者,今擇其針線之可尋者略為詮解如左,不敢自謂其真能知昌黎者也。

《送孟東野序》最岸異,然可謂之格奇而調變,不能謂為有道理之文。舉禹、咎陶、伊尹、周公、孔子、孟軻、荀卿與蟲鳥同聲,今人斷無此等文膽,而昌黎公然出之自在遊行者,段落分得清楚,則人與物所據之界限,自然不紊。若不變其調,亦積迭如累棋,未有不至於顛墜者。人但見以”鳴”字驅駕全篇,不知中間只人物分疏而已。入手是說物,由物遂轉及人,由人而寓感於物,因思天不能鳴,亦假氣假物以鳴,猶之人耳,故由天複歸到人之本位。自”唐、虞“句起,直至于”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所能鳴”,作一停蓄,然後振起,”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似有千觔力量,用一語力支以上無數之陪客,讀者無不奪氣結舌,以為得未曾有。


不知亦少有弊病,猝讀之不能即覺。須知以上所鳴者,或以道,或以術,或以文,初未及詩,陳子昂諸人,正以詩鳴者也。此數人既以詩名,則說到東野,不應用一”始”字。雖昌黎狡獪,將陳子昂諸人所鳴者,抹去”詩”字,代以”能”字,是急救之法,終竟好奇者不能有圓足之道理,及思出”能”字,固費心血不少。然工夫則在用一”存”字,見得死者皆能詩之徒,而存而在下者,能詩只有一東野,”始”字對在下說,亦可敷衍得去。昌黎以後,學者孔多,均屬數見不鮮。學古人當取契神髓,不惟襲其風貌。如此等體,仿效至難,置之不學可也。


《送許郢州序》為昌黎激射於頔之作,行文最妙。當許仲輿刺郢時,于頔方節制山南東道。郢于山南為屬邑,頔斂民意,昌黎欲質直諫之,不能為辭。故借送許之行,以微言感動於頔。夫斂急,而逼民為盜,咎在觀察使;不急其賦,使民蘇息,惠在刺史。然說到刺史有惠,偏曰”惠不可獨厚”,是警醒於頔,勿為淵驅魚意,”斂不可以獨急”與”惠不可以獨厚”,似對舉成文,同為 譽詞,其實非是。


刺史未到州,安得有惠?言惠者,望之之詞也。觀察好聚斂,安得不急?言不急者,諷之之詞也。序末述及前書之意,”得人而托”云云。許仲輿本在於頔屬下,似前書亦可為今日送行之引子。而昌黎乃用報書之言,用堅其說之必行。行文縈覆照應,覺木屑竹頭,皆為切用之物,行文精處,真令人莫測。《送齊暭下第序》,篇法、字法、筆法,如神龍變化,東雲出 鱗,西雲露爪,不可方物。讀之不已,則心思一縷,亦將隨昌黎筆端旋繞曲折,造於幽眇之地矣。按:齊暭為宰相齊映弟。映兄弟六人,曰昭、曰旼、曰映、曰暭、曰照、曰煦。


《登科記》,暭實於貞元十一年登第。此序當在貞元七年,齊映為江西觀察使時。故雲”出藩于南 “,而暭亦適於是年下第。序中定局頗難,暭既非 貧賤見抑於朝官,特有司引嫌黜免,與劉蕡諸人不同。若為不平語,則措詞近于諂附宰相;若為慰藉語,則又失昌黎平日憤時疾俗之口吻。故劈頭拈一”公”字立案,目下用一”可”字定案。”視舉黜之當否”,即是”可”;”不以親疏遠邇疑”,即是”公”。其下”可得詳而舉”,”可得明而去”,將兩”可”字點清,見得非”公”不可。此治之所以成古也。”道衰”,即是去古遠,此間應“私”字正面,與”公”字反對矣。


然如此說來,又覺直致,文中將”舉仇舉子”,淩空提起,作”公”字正面說話,即為”私”字對面映發。於是有司學舉仇舉子之公而不成,反存”不敢舉”、”不敢去”之心而成誤。有司自問黜齊暭,是公無私,而自昌黎眼中觀之,直是一團私心,初無公理。違心之行,怫志之言,內愧之名,種種流弊,仍 稱曰”良有司”,直是”俗之良有司”,非古之良有司矣。又患”良”字說不透,抹不倒,底下足成二語,言”訴不行”,”誣不起”,可見是同流合污之”良”,非無擇親疏遠邇之”良”,可謂極力罵煞。


文至此,轉旋已無餘地,在勢宜急入齊暭所以下第之故。而忽作詠歎語,推闡源頭,謂諸人皆無 過,過在一”私”字,惟其久私,所以成俗,斬 釘截鐵,下一斷語:”以已之不宜,而謂人皆然。”如此牢固之陋俗,萬無可救,只有知命不惑,用自排遣,明明是臨別贈言,落到齊生身上矣。而又掉轉”古”字,與起筆相關照。謂終不能復古,則生之下第,又何所恨耶?以下敘 齊生語,均是知命不惑語。結穴三句,應上”復古”意,”公無私”意,”知命不惑”意。此文之常調,初無奇異,奇處在頓處有字外出力之能,起處有匪夷所思之筆。通篇關合照應,無一處疏懈,所以為佳。



東坡稱唐無文章,惟昌黎《送李願歸盤穀序》而已。實則文之妙處,在”願之言曰”四字,一團傲藐不平之概,均出李願口述,罵得痛快淋漓,與己一些無涉。在《昌黎集》中,稍近麤豪,然卻易入人眼,宜東坡之稱賞不置也。《送董邵南序》,其下或有”游河北”三字。按:《新唐書?藩鎮列傳》序曰:”安、史亂天下,至肅宗大難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為王土。”據此,則董生之游 河北,非昌黎意矣。然昌黎之于董生,不惟有序,而且有詩,集中《嗟哉董生行》,極言其孝慈感召,至雞哺乳狗,”以翼來覆”云云,愛董生至矣。


乃以不得志之故,鬱鬱從賊,在理原不宜有序,然既有前詩之褒美,則贈序亦不能不加匡正。若對董生當面罵賊,則文章實無此 體。觀其下筆稱一”古”字,若今之不 然可知,疾入董生之不得志,決能相合,相合者從亂也。”勉乎哉”三字,是提醒意。”夫以子之不遇時”句,高高叫起慕義強仁之愛惜,是虛虛作陪,疾入燕、趙之廣收亡命是正意。然不坐實燕、趙人之善作賊,望其能移易故俗,以就朝廷範圍。


外面似褒詞,內中是危詞,以 今證古,古既如是,今必加厲。說 到此,詞鋒已露,漸漸示以貶詞,乃疾轉一筆,言以生之行蔔之,閑閑掩過,複言”勉乎哉”,是勉其決不可從賊也。又患董生不明其意,將謂仗他此行,感化燕、趙澆俗,故憑空提出樂毅,決其必無其人,言念昔時,則並荊、高之徒皆少矣。姑勸其往亦是虛語,試思屠狗之賤,且勸其歸朝,豈有董生之孝慈,轉背朝廷而從賊。樓臺倒影于水光中反照,使之觸目歷歷,不必勸止,而勸止之意已明明指出,又不十分唐突,真詞林妙品也。



《送浮屠文暢師序》直是當面指斥佛教為夷狄禽獸。而文暢通文字,卻不以為杵者,此昌黎文字遏抑蔽掩之妙也。文中著眼在一”傳”字。傳者,傳道也。聖人之道有傳,而佛教亦未嘗無傳。然昌黎偏不以傳字許他,言外似謂有所傳之道,即是人;無所傳之道,即是夷狄禽獸。命意如此,行 文實不如此。觀他文中提筆,言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是渾淪說話,不辨儒、佛。言下分出聖人立教,於是禽獸夷狄與人始分形而立。說到浮屠,孰為孰傳?此圖窮匕見,逼人甚矣。而頂筆卻推開浮屠,但論禽獸,言禽獸不知道,故易罹害;人知道,故獲安居而粒食,此時仍引浮屠同為人類,見得前此”禽獸”二字,不是罵他。顧所以異於禽獸者,能親聖人 也;”知其所自”,即提醒他溯源 于聖人。若不知所自,仍禽獸耳。斥他不知,又將”不知”二字解脫,不是其 人之罪。累擒累縱,一毫不肯放鬆。然後明出正告之意,仍不失儒者身分,令人百讀不厭。



《送廖道士序》原可不作,而昌黎志辟佛、老,必時時於此等題目著意。此文制局甚險,似泰西機器,懸數千萬斤之巨椎于梁間,以鐵繩作轆轤,可以疾上疾下,置表於質上,驟下其椎,椎及表面玻璃而止,分毫無損也。文自”五嶽於中州”起,至”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止,二百餘言作一 氣下。想廖道士讀到”不能獨當”句,必謂己足以當之。


此千萬斤之鐵椎,已近玻璃 表面矣。“意必有”、”吾未見”六字,即輕輕將椎勒住,於表面無損分毫。然又防他掃興,即複兜住,言無乃迷惑溺沒於老、佛之學而不出,似于廖師身上,仍留一線生機。其下率性還他好處,說”豈所謂魁奇而迷溺”,又將巨椎收高放下,弄得廖師笑啼間作,幾謂得雋即在言下。忽言”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身,必在其所與遊”,此一擲真有萬里之遠,把以上醲至興會話頭,盡化作蜃樓海市,與廖師一毫無涉。此在事實上則謂之騙人,而在文字中當謂之幻境。昌黎一生忠鯁,而為文乃狡獪如是,令人莫測。



《送幽州李端公序》是勸戒藩鎮歸朝,意無甚奇特。唯雲”國家失太平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複平,平必自幽州始。”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 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為之,故雲。審得如此用筆,凡難達之語,匪不達矣。



區冊生平無考,或南海一不知名之士。昌黎適貶陽山,空谷足音,不能不獎許之。獎詩書仁義之說,又許之能遺外聲利,讀者不能不疑其濫予。甯知昌黎行文固有分寸,未嘗為逾量之言。但觀兩”若”字,便見文中大有活著。一曰”若有志於其間也”,再曰”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若”者,未定之詞。蓋身處煙瘴之區,與鳥言夷面之人為伍,一見斯文,自然稱許過當。然仍節節有限制,此所以成為大家之文。


《送高閑上人序》昌黎略有偏心,非正論也。然昌黎惡釋氏至,並其技能亦在在加以貶抑。閑在宣宗時,曾召入對禦草聖,遂賜紫衣。閑嘗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為世楷法,其人決非不能書。昌黎文主固內而遺外,似注意於書,即不應外慕浮屠之學,其上廣引多人,終以張旭,皆主心無兩用而言。


轉到高閑,無旭之心,則亦不能有旭之藝,名為論藝,其意仍主辟佛。觀”為旭有道”以下六句,均是俗情,力與浮屠之法相反。一說浮屠之心”泊然無所起,于世尤淡然無所嗜”,為書必不能工。顧高閑本有書名,一時亦不能抺煞,許他”無象之然”,是勉強應付語,其下還他”善幻多技能”。”則吾不能知”,非不知也,不屑耳。此篇與《廖道士序》相較,語稍欠婉轉。然昌黎論書,尚詆羲 之為俗,似非知書中三昧者。其推重張旭,亦非重旭,重旭正所以輕閒耳。



《送楊少尹巨源序》入手引二疏,用意特平平。即七十辭官,亦是恒事,庸手雖說得興會,決難出色。文將二疏事,幷入巨源身上,在空中摩蕩。以”楊侯去時”與二疏去時,兩兩比較,似無甚高下。卻說到丞相愛惜,”不絕其祿,又為歌詩勸行”,此事似為二疏所無。大類管夫人畫竹石,叢竹在前,一石獨歷落而遠。此序事之前後際,部署大有工夫。末段述其還鄉以後,追想前塵。此秘歸震川最為得之。


《送李正字序》,通是家常語,而情文最綿麗,由機軸妙也。言李生父子與己之離合,而送李生歸湖南時,己身適在東都,與其父同官,又是客中送客,已大難著筆;無端又牽上局外之周君巢,安頓去留,更難措手。而文偏能於頭緒紛繁中,逐處還清,並不費力。入手言侍禦 好客,已伏下後來”祿不足養”意,所以李生不能不從事於外,以薪贍佐其父款客。此是送李生之正意。顧中間牽涉一個周君巢,與本文無干。若雲 追想汴州之亂,回思同難之人,用 為波瀾,文中固有此法,然引入甚易,撒去甚難。”


惟愈與河南司祿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句,輕輕將周君納入李氏父子中,說話泯無痕跡。及敘集處,得燕一觴相屬,則周君亦不得不在座。故將周君與侍禦同為成德,作一頓,即由感歎侍禦時,隨手還清周君,其下可以單序李生矣。又從李生說到己身,又從己身回波,顧上周君及侍禦,則周君侍禦,永永皆在陪客之位,並無一些侵佔正文。收局單由侍禦之聚館孤寒,祿養不贍,因敘李生所以不能留侍之故,入情入理。悲涼世局,俯仰身世,語語從性情中流出,至文也。



石洪、溫造二序,人同事同,而行文制局,乃大不同。石 洪本無可紀,著眼全在烏公,文末祝詞,恒患其為藩鎮之禍。此昌黎托石生以示諷也。文至嚴重,句斟字酌,一字不肯苟下。送溫生序,有石生為媒介,著手稍易,但序烏公之多得士,與前作已稍別,不至相犯。說烏公攘奪其友,不能無介於懷;又言致私怨於盡取,極意寫己之不悅。然烏 公見之,則大悅矣。此文字之狡獪 動人處。文中”自居守河南伊”以下數行,筆筆活著。熟讀之,可悟文字之波瀾。


《送鄭尚書序》至岸異,句法無一處 肯涉平易。首敘四府之謁帥,字長 短不等,然皆聲聲應節,而情狀又歷歷如繪。自隸府之州起,至”則不幸往往有事”止,中間敘蠻夷盜賊,百色妖露,無 語不奇,無句不重,古色斑斕,滿 紙映發,是昌黎長技。大抵昌黎之文,遇平易之題,偏生出無數丘壑,隨步換形,引人入勝,又往往使人不測。若遇此等題,則極意講究句法字法,及氣勢與顏色而已,不再蓄縮吐茹矣。



《石鼎聯句詩序》,洪氏興祖謂為退之自作,”軒轅”寓退之姓,”彌明”寓退之名。殊臆斷之說。按:公集有《與梓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而喜又為公弟子,不應窮極醜詆如是。若雲詩均退之自作,尤不應以劣句歸劉侯,以警句自承,且語語譏訕,勿論文佳足傳,但問劉侯見之,何以為情?其寫道士白須黑面,長頸高髻,亦斷不能空中幻出此狀,意道士或有其人。《仙傳拾遺》補入彌明,雖祖述退之語,亦必別有所據。惟公然詆毀劉侯,退之決不出此。聞退之之死,亦服丹汞,雖不可知;吾觀此文,似亦微中於道家之言,服其靈丹。其寫軒轅,奕奕有生氣,胡不以異端貶之?特抑劉、侯二子以崇軒轅,此又何也?


祭文體,本以用韻者為正格。若不駕馭以散文之法,終覺直致。昌黎《祭河南張員外文》,曲折詳盡,造語尤奇麗。員外名曙,與公同為禦史。順宗朝,又俱徙江陵,同官複同患難。故言之歷歷,情致自生。按之前後際,仍寓提挈結束之法。入手敘同官,以直見譴,陽山、臨武,皆二公貶所。”以尹鼯猱”句,”尹”字是字法”甚之”之詞也。陽山、臨武,路過湖南,其寫過江風物,與旅宿逢虎,狀極逼真。”洞庭漫汗,黏天無壁”,語尤雄警。”偕據江陵”,是量移內 地,又將洞庭一提。


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曙仍掾江陵,文中言相見京師者,元和二年曙為京兆府司錄參軍也。其雲”解手背面,遂十一年”者,言曙守虔州,見惡於觀察;拜河 南令,又不見悅于尹,所雲”屢以 正免,身 伸事蹇”者也。用字 造句,固是昌黎長技,然綜敘張曙生平,及與 己交際,伸 縮繁簡,讀之井井然。繁處極意抒寫,簡處用縮筆,讀之不已,可悟韻語長篇之法。


《祭柳子厚文》文簡而哀摯。文末敘及托孤,肝膈呈露,真能不負死友者。讀之使人氣厚。 昌黎《祭嫂氏鄭夫人文》,哀惋極矣。且述元兄命,為嫂服期。期者,古之母服也。唐制:長年之嫂,遇提 孩之叔,敂勞鞠養,情若所生。其死者,服小功。昌 黎蓋因朝制而加厚焉。文不假雕飾,而備極沈痛,然尚能為韻語。至《祭十二郎文》,至病徹心,不能為辭,則變調為散體,飽述其哀,只用家常語,節節追維,皆足痛哭。文作於貞元十九年,公又在不得意中。十二月,貶陽山之命 下,以家難之劇,猝生於不得意之時。雖以昌黎聖手,亦萬不能處處作韻語,故直起直落。文中所謂”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兄指韓會也。以下或敘事,或敘悲,錯錯雜雜,說來俱成文理。吾 亦不能繩以文字之法,分為 段落,但覺一片哀音,聽之皆應節奏。《瀧岡阡表》於二百七十年後,固宜與之作配。然歐公自得意後述哀,不如昌黎在不得意中述哀,尤為懇摯。且二公通塞不同,故語亦稍別。


《 昌黎集》中,墓銘最多。銘詞之古蹇,後人學之輒躓,蓋無其骨力華色,追逐而摹仿之,不惟音吐不類,亦不能遽蹴而止。故永叔銘詞,甯以溫純之詞行之,未敢一語襲昌黎者,是永叔長處。今特取數篇略為講解,俾稍知古人用心處,且足以增人見地。


《考功員外郎盧君墓銘》乃有序而無銘,或易銘為表,表固不銘者也。《考異》仍作銘。文中敘事,用筆甚奇。盧東美在大曆初,李棲筠辟為從事,此唐初恒有之事。文曰:”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 常守,必得其從。”讀之可悟敘 事之法。


奇大夫之取人,是信大夫之不妄取,一旦竟取天下之所不知者,此為 非常舉動,決其必得天下之才。語意是褒大夫,卻藏下盧君隱德足以動人處。”常守”二字,根上頭”未出仕”來,既未出仕,忽從李公,是必鑒別李公為人之 可從。“必得其從”者,信之果也。”非其常守”,惟知者始見其生平,外面是褒盧君,見得李公能為盧君所從,則李公 之明於知人,可不須稱頌而見。兩 面對逼,互影而成;文盛稱李公,而盧君之德愈彰;盛稱盧君,而李公之識愈高。兩三行中,具無盡機杼矣。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政績多可紀,則序言不能不詳。此文每錄一事,必有小收束,學《史記》也。序文體近列傳,本人 事實過繁,乞文者不願遺落,則一一須還他好處。若無駕馭 斬截之法,便近散漫平蕪。文自敘 姓氏起,至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作一頓;自”舉明經第”,至”征拜太子舍人益有名”,作一頓;自”遷起居郎”,至”遂號為才臣”,作一頓;自”劉辟反”,至”上以為忠”,作一頓;自”一歲拜洪州刺史”,至”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作一頓;”卒有違令當死者”,至”公能益明”,作一頓。情事雖繁雜,無甚偉節,然每段拉 以煞句,則眉目井然。


中間敘江西 無瓦屋,教民陶瓦事,其文曰:”始教民為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嬴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複者宦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以上所敘,皆瑣瑣屑屑者,然無句不古。”材瓦”,瓦之已成者也;”度費為估”,是但取成瓦之費,官無所利;”業定受償”,是不預與瓦值;”從令”,是肯為瓦屋之民,因而免賦;”重屋”,樓也,觀”乘高”二字,即知”重屋”之為樓。若入庸手,便成一泥水匠之帳簿矣。故古于文者,往往因難見巧,轉俗為雅。



《襄陽邵王路公神道碑》,似北魏人手筆。


《烏氏廟碑》為重胤之父承玼作也。重胤固有大功于唐,然廟為父廟,若全敘重胤勳績,便失體裁。顧承玼特一裨將,無大功可紀。故入手仍寫重胤起家建節受封之大處,然後上溯發祥之祖,漸漸落到承玼。敗可罕幹,拒室韋,明他父子均以驍勇能戰。首尾相應,文極嚴潔。


《田弘正先廟碑銘》與烏氏同,不能專敘弘正之功,當歸功於其先代,視烏氏尤難著手。烏氏尚有承玼戰功可紀,田氏無之。又奉勒而作,與《平淮西碑》同重。入手述詔書,”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向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此是朝廷旌功推源,及於先代意。而昌黎即引《駉》、《駜》、《泮》、《閟》之詩,為”魯僖能遵其祖伯禽之烈”,故得聲此詩於廟,”以假魯靈”。據事引經,與詔書合旨,文極典重矞皇,使讀者肅然。蓋有唐藩鎮之跋扈,惟田弘正首奮忠節,為昌黎至服膺之人。惜不能揭表弘正之忠,用以罵詈不臣之藩服。故於銘詞中略為指斥,而詞亦純正典重,不參奇特之筆。選字既純,色尤古澤。



《劉統軍碑》其體如誄。古誄序短,盡括其事實,為有韻之文正格也,碑文可不在此例。惟劉昌矞之死,公既為墓銘,今又有碑。若將生平事重複更敘,雖大手筆亦不能工。故變調作為韻語,與墓銘初不相犯。蔡中郎凡三為《陳仲弓碑》,皆可誦。餘但錄其一碑,見《文章流別》中;此文銘詞極長,異於他作,然實以散文體格施韻語,不事妝點,振筆直書。惟昌黎蓄有勁氣,故 能如此,庸手實不易學。往讀蔣苕生《臨川夢傳奇》,以湯臨川《奏星變疏草》折入曲文中,入破出破,音節至佳。此即昌黎以散文體施入韻語也。墓銘敘事較《新唐書》為簡,似不及此文。


曹成王皋有功于德宗之朝,是一篇重要文字。觀他行文至嚴整有法,未嘗走奇走怪,獨中間用”剜”字,《說文》:削也。”鞣”字,《說文》: 耎也。《玉篇》: 乾草也。”鞣”字 是治生皮為熟皮意。或音揉。鏺字,音潑。《說文》:兩刃刀名,木柄,可以刈艸。”掀”字,《廣韻》:以手高舉。《左傳》成十六年,”乃掀公以出於淖”。”撇”字,”撇”與”撆”同,匹蔑切,拂也。《說文》:撆 ,別也,一作”擊 “。


《考異》:亦取”擊”義。”掇”字,《考異》無注,實音剟,《說文》:拾取也。”筴”字,”筴”即”策”字,昌黎不作如此用法。蓋作”頰”字,音箸也,又夾舉也。”跐”字,跳,踢也。《莊子》:”跐黃泉而登大皇。”音紫。”舌遝”字,他合切,大食也。《說文》:歠也。”牿”字,李賢曰:”牿”,古酷切,即古”攪”字 。學揚子雲,微覺刺目。實則不用此等字,但言收黃梅、廣濟等州,豈無字可代。必作如此用法,不惟不奇,轉見吃力,為全篇之累,讀者不可不知。昌黎銘貞曜墓,序既拗折,銘亦岸異。韓、孟平時聯句,均鏤肝鉥腎,故銘幽之文,亦不能不見棱角,或過涉平易,將為東野所笑邪!



《平淮西碑》模範全出《尚書》。惟其具絕偉之氣力,又澤以極古之文詞,且身在兵間,聞見精確。開頭一語,非思之累時,亦不能有也。方鎮之禍,本胎自朝廷,無可避諱。”物眾地大,孼牙其間”,此指安史之亂。肇自天寶以下,據有兵柄者,遂時時抗撓朝命,逐帥自立留後,至於不可爬梳。曆敘肅、代、順、德四世,所謂”以勤以容”者,”容”字為養寇之微詞,長亂之積弊。”睿聖文武皇帝”,憲宗也,一君臨天下,即斬李惠琳,誅劉辟,執李錡,平張茂昭,致田弘正,為平蔡以前之聲勢。此時若直接入吳元濟,使氣促局狹,寡舒徐之致,中間插入皇帝之言曰”不可究武”,文勢小為收束,以上之精神亦為一聚。以下乃敘蔡亂之緣起,朝議之沮恡,君相之詢謀,文仍醞釀,不肯徑遂著筆。所謂”一二臣者”,裴度也。


有此一語,則以下命將出師,始在在有把握。皇帝凡三命度:第一命,但令宣慰;第二命,非命相之辭,相之為言助也,蓋度元和十年,已同平章事矣;第三命,乃統六師,視諸將,為殊特,文極鄭重。至敘戰功處,言”比有功”者,大功未成也。曰”丞相度至師”,於是平蔡。”辛巳,丞相度入蔡”,文法彷佛左氏。論功行賞,先及諸將,後乃大書曰”丞相度朝京師”,風度端凝,雖歐公不能逮也。碑文亦曲折盡致,李師道遣客刺裴度、武元衡事,乃于文中補敘,極為得法。蓋前半方為謨誥文字,若插敘刺客,轉覺不莊。但于韻語中渲染,瞥然而過,較近自然。


文視《元和聖德敘》族誅劉辟事,稍平易,無火色。蓋唐文中有數之作。然羅隱《說石烈士》篇,以深許其怒推韓碑為是,良不可解。段文昌文尤庸絮凡下,如”戈鋋雪照,駔駿雲屯,雙矛電激,孤劍飆馳“,句調自相複遝。試問昌黎肯作此語否?又曰”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論,則兵以靖之。”即紀李愬之功,亦但曰”伸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直是空衍,仍不如昌黎紀功之切實。竟舍彼取之,不知當時廷議,是何居心?而羅隱于晚唐中,頗英糾有筆才,何以亦不辯白,乃反褒美石孝忠?嗚呼!等是文人,其去義山遠矣。



《南海廟碑》古麗處,不惟李華不能及,即子厚亦當卻步。文不過崇祀龍神,前刺史憚于渡海,孔公獨致盡禮而已。此等題目,不值如許張惶。然昌黎具有神力,遂成巨制。故東坡稱為”遊戲斯文,談笑奇偉”真非虛語。文高揭祀典,鄭重王儀及帝之祝冊,題目似不小矣。


且不說孔公,先言海常大風,刺史托疾,神不顧享,人蒙其害,激起孔公將事之敬。其下寫孔公渡海入廟致祭,光色皆古,幾于淩紙怪發,直逼漢京。行文至此,豪暢已極,然不稍述孔公宦跡,則區區此舉,直是演戲,登場下臺,都無餘味。看他將孔公事,極力搬演,雖平平無奇,然一經潤色,都不覺其可厭處。此亦立碑示後,應有之體例。詩特備數之作,無可稱者,然文中選言琢句,真耐人尋味。



按《舊史 》公傳雲:”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於是《羅池廟碑》,頗為有識者詬病。”然《新史》但書其事於子厚傳,一無褒貶之詞。鄙見盲左屢言神怪,不為世尤者,左氏未嘗以道統自居。昌黎平日深貶佛、老之事,而此碑忽言幽冥靈跡,不能不棘時眼,實則就文論文,佳處自在。此文幽峭頗近柳州,如”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此三語,純乎柳州矣。柳州勍峭,每於短句見長技,用字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為人人意中所有,用意乃為人人筆下所無。昌黎則長短皆宜,自”民業有經”起,”出相弟長,入相慈孝”,純用四言,積迭而下,文氣未嘗喘促。


此亦昌黎平日所長,但觀《南海廟碑》自見。及敘到”柳侯將死,死而為神”,閑閑出自遺囑,不為驚駭之詞,神來用一”降”字,示夢用一”館”字,古雅已極,使讀者不敢斥為齊諧,正以行文莊重也。”李儀醉酒,慢侮堂上”,而“得疾”以死,此或適然之事。文與神牽涉處,在”即死”二字,似子厚真能降罰儀身,然只閑敘而過,似是似非,不為臆斷。若在俗手,必補出神之靈跡矣。顧少為張惶,即乖文體。辭亦全摹子厚,子厚集中騷體,直追宋玉,昌黎此辭,似亦不弱。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 公神道碑銘》,此為韓弘作也。敘事之典重莊嚴,真所謂獨含日光,靜與天語者也。入手敘家世,常格也。著眼在”齊國太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一語,以下敘弘少依舅氏,事業始由是以建:一曰”軍中皆目之”;再曰”士卒屬心”;三曰”汴軍連亂不定”。其中全寫汴事,卻一目都注韓弘。


故有”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一語,至此弘之位置始定。其下又言:”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作一大結束,是了卻劉玄佐,專敘弘之勳業矣。”當此時”三字,提起汴中全域。入手敗吳少誠,斬判卒,靳李師古之假道,斥李師道之北掠,皆未嘗大出兵,專於辭語中見節概。其語李師古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相待,無為空言。”其謂李師道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耳。若兵北過河,吾即東以兵取曹。”語簡而威棱見,氣壯而虞膽懾,不審韓弘當日曾否如此,說成而行,以昌黎之文筆,自宜有此莊嚴語。


至吳元濟一役,按《新史》,”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陰為逗撓計,以危國邀功。每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而此文則言”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稍與新史不合。其下亦不顯敘公武之功,但言會討蔡奸云云,是昌黎諛墓之曲筆,然上半段之聲光已無人能及矣。至於朝京納貢,冊拜就藩,生死哀榮,皆碑中應有之例。


文末複最其父子勳勞,作一總結,起訖皆有精神。銘詞在在尤寓用字之法。如”汴兵五猘”,猘,狂犬也。”眾乃一愒”,愒,息也。”桑榖奮張”,”奮”字是暴長意。”為帝督奸“,”督”字是監察意。”雄唱雌和”,是拚字法。”嚬呻睨眴”,是代字法。此在讀時玩索,自有神會。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空衍無可著筆,而昌黎文字,乃燦爛作珠光照人,真令人莫測。繼祖紈袴兒耳,所長處”眉眼如畫,發漆黑,肌肉玉雪可念”耳。此等狀態,凡長於富貴家繈褓中,誰則無之。然難在為北平莊武王之孫,又難在遇王舊屬韓弇之弟為絕代能文之韓退之,此其所以傳也。自此體一創,後之文家,爭摹仿而成金石之例,摭拾細碎,均可成篇,而皆不及退之者。凡此等體,皆可偶而不可常,既無事實,寧不作可也。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歐公雲:”退之與樊紹述作銘,便似樊文。”今讀之,果然。退之才大,無所不包,遇貞曜,則力與貞曜角詩。今銘紹述,若不為紹述體,便自見拙。矧昌黎之奇,奇而能正,不似紹述轉轉自入拗晦。陳石遺嘗言:”文字至元和,諸體皆備,不相沿襲。”余謂歐公《跋絳守居園池記》,固已言之矣。大抵文體之奇,有唐實自昌黎開之。紹述則奇而近澀,文中謂其”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而歐公徑謂其學《盤庚》之書。歐公溫醇,自然不喜紹述。


然在元和群賢競力之時,固宜有此獨堅一幟者。銘詞鷙悍拗折,氣力尤偉。”惟古於詞必己出”,是定案。”降而不能乃剽賊”,是揭舉文弊之源頭”後皆指前公相襲”,是以積弊為成例。”從漢迄今用一律”,言無指迷之人。”寥寥久哉莫覺屬”,承上句而言。”神徂聖伏道絕塞”,是總束上文,文字不能己出之故,乃使道統絕塞。忽頂起一句”既極乃通發紹述”,見得紹述之文,關於聖道不鮮。


人見他是奇澀一路,而昌黎偏說他”文從字順各識職”,此句大有工夫。”文從字順”,似人人能之,所難者”識職”。“職”字是用字能得其出處,能使其安宅,用此字便稱此字之職。非深小學識古文者,何能至此!說”文從字順”,不是昌黎欺人,昌黎用字有來歷,故能道出”職”字。觀結句”有欲求之此其躅”,是教人識字,不是教人仿樊紹述也。


《昌黎集》中銘墓之文多於他文。其最奇者,無如《故太常博士李君墓誌銘》中述博士服丹沙死,其下乃大發議論,極詆服食之弊。曆引工部尚書歸登、殿中禦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皆以藥死。合李君之死,用為世誡。


吾乃不知李氏家人何重于此文,乃瘞幽以詆其先人之醜;或且作而不刊,為集中備數文字,亦未可定。然而昌黎之死亦以丹沙,聞易簀時,席上皆遺水銀,厥病與歸工部正同。故白香山《思舊》詩有”退之服流磺,一病竟不起”云云。則此文之作,適以自箴耶!或作後而仍不改邪!則不可知矣。


《毛穎傳》為千古奇文,《舊史》譏之,而柳子厚則傾服至於不可思議。文近《史記》,然終是昌黎真面,不曾片語依傍《史記》。前半直是一篇兔傳,至”獨取其髦”,始為毛穎伏案。及敘到圍毛氏族,拔毫載穎,聚族束縛,此方為傳之正文。則以上傳兔,特述穎之家世耳。得管城封而親寵用事,下至”累拜中書公”止,均細疏其能,並其爵秩。”與執燭者常侍”,應以上”親寵“句。絳之陳,弘農之陶,會稽之褚,此為傳中應有之人。冠免發禿,敘穎末路,應如此。惟”盡心”二字,妙極。傳後論追述毛穎身世,若有餘慨,則真肖史公矣。崔豹《古今注》:”蒙恬造筆,以柘木為管,鹿毛為柱,羊毛為被,不言兔毫。”究竟公讀古書多,必有所本。就文論文,略之可也。



昌黎《送窮文》,送高辛氏窮子也。蓋源本於揚子雲《逐貧賦》。《逐貧賦》,揚子雲與貧,但一問一答。《送窮文》則再問再答,文氣似厚,而所以描寫窮之真相,亦較揚文為刻深,真神技也。楊之恨貧曰:”人皆文繡,餘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盤。”語氣凡近,似小家子。而昌黎則定其罪狀,曰五窮,言衣食燕樂處寡,敘憤時嫉俗處多,故晁無咎取公此文《續楚辭》中,似較揚子所言為高亢。然揚賦結言”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則安貧之言也;昌黎之“燒車與船,延之上座”,亦本此意。總之,文字不摹仿則已,一踐前人故步,雖具倚天拔地之才,終不能擺脫範圍,但能於辭句機軸,少為變易而已。



向與及門高生論《鱷魚文》,最有工夫在能兩”況”字。”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是為鱷魚出脫,歸罪後王之棄地,故不管鱷魚之涵淹卵育。”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以牛女分野,潮陽亦屬揚州。且天子有命,刺史有責,其勢萬不足以容鱷魚。兩”況”字,一縱一收,卻用得十分有力。篇中凡五提”天子之命”,頗極鄭重。


然在當時讀之,自見其忠;自後人觀之,不免有呆氣。試問鱷魚一無知嗜殺之介蟲,豈知文章?又豈知有天子之命?且鱷非海中之物,半陸半水,在斐州恒居葦蕩之間,斷無能驅入海之理。後此陳文惠通判潮州,鳴鼓戮鱷於市,且為文告之,歐公至引之於神道碑中,尤堪捧腹。吾鄉某先達,惡白鷺晚噪其庭樹,且日遺矢汙人,因陳檄樹間,驅之令去,而晚噪遺矢如故。天下以文章喻庶物,難哉!



昌黎《論佛骨》一表,為天下之至文,直臣之正氣。入手,以憲 宗畏死之故,引上古無數高年之天子,為憲宗指迷,言耄耋之期,初非關於佛力。迨佛法既盛,自漢末迨梁,無永年之天子;梁武高夀,卒被橫禍,則佛之効驗可知。一片皆為流俗說話,力辟福禍之不關於佛氏,精透極矣。及歸到本朝,引高祖之議汰僧尼道士女冠,見武德九年四月詔。與憲宗初年,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及創立寺觀事。上援祖訓,下征詔書,以矛攻盾,幾偪到憲宗無可置對。


此處卻用婉轉之筆,言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文氣一舒,亦稍為憲宗回護,此下始激起迎佛骨之非是。然專制之朝,不能直捷指出朝廷弊病,於是複大加回護,謂聖明若此,斷不肯信。然天子動靜關於百姓瞻視,在皇帝不過  ”徇人之心”,而百姓則”愚冥易感”,斥佛骨,卻撇去佛骨,專為政體上追尋利害,語語切摯。


篇末斥佛為夷狄,生時不過禮以藩屬,死後尤宜避其凶穢,罵得不值一錢。然後以禍祟之事,極力自任,尤為得體。通篇礙目處,只”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八字,而憲宗大怒,幾欲抵死。不有崔羣、裴度及戚裡諸貴,昌黎危矣。及潮州表上,帝意少回,猶曰:”韓愈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嗚呼!憲宗聰明,尚護前如此,則宜乎闇主之不易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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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 柳文研究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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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家注昌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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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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